忏悔录
(9)
与其说渴望不如说是畏惧的那个日子终于来到了。我既然什么都应许了,也就不能说了不算。我的心实践了我的诺言,并不希求报偿。不过,我却得到了报偿。于是,我便第一次投入了一个女人——我所崇拜的一个女人的怀抱。我幸福吗?不,我只是得到了肉体上的满足。有一种难以克服的忧伤毒化了它的魅力。我觉得我好象犯下了一桩乱伦罪似的。有两三次,我激动地把她紧紧搂在怀里的时候,我的眼泪浸湿了她的胸脯。她呢,既不显得忧伤,也不显得兴奋,只有温存和平静。因为她根本不是一个喜欢纵欲的女人,没有追求过这方面的满足,所以她既没感到性的快乐,也不为此而懊悔。
我再说一遍,她的一切过失都在于她缺乏判断能力,决不是出自她的情欲。她是上等家庭出身,心地纯洁,她喜欢正派的行为,她的性情是正直和善良的,趣味也相当高雅。她生来就是为了做一个具有完美品德的女人,她也喜欢这样做,但是她没有能遵守这种品德,因为她一向所听从的不是把她引向正路的感情,而是把她引入迷途的理性。当许多错误的道理引她走入迷途的时候,她的正确的感情一直在抵抗。可惜的是,她喜欢炫耀自己的哲学,因而她凭自己的见解所创立的道德原则,往往破坏了她的心灵启示的持身之道。
她的第一个情人达维尔先生是她的哲学教师,他灌输给她的一些理论都是以诱惑她为目的的。他发现她非常忠于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职责,始终保持冷淡,理智很强,不是从感情方面所能攻破的,于是就用一些诡辩之词来向她进攻,结果达到了目的。他向她证明她所遵守的妇道完全是教理问答中哄小孩一类的胡说八道,两性的结合——这个行动的本身是最无关紧要的;夫妻之间的忠实只是为了顾全外表,它的道德意义只涉及公众舆论;做妻子的唯一责任就是使丈夫安心,因此,不为人所知的不忠行为,对于她所欺骗的丈夫来说是不存在的,对于自己的良心也是一样。总而言之,他说服了她,使她相信不忠行为的本身实在算不了什么,只是因为别人知道了不好看才成了问题,所以任何一个女人,只要能表现得象个贞洁的女人,她事实上也就是个贞洁的女人。这个坏蛋就这样达到了他的目的,他败坏了一个年轻女人的理智,他没有能败坏她的心灵。他受到了最猛烈的嫉妒心的惩罚,因为他认定她在按照他教她对待自己丈夫那样来对待他本人。我不知道在这一点上他是否弄错了。贝莱牧师被认为是他的后继人。就我所知,这个年轻女人的冷漠天性本应保护她不接受这套理论,但恰巧妨碍她日后抛弃这套理论。她始终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于她认为毫无意义的小事那么重视,她从来也没有把在她看来毫不费事的节欲当成美德。
为她自己,她并没有怎样滥用这个错误的理论,但是她却为了别人而滥用它,所以如此,是因为她相信另外一条差不多是同样错误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又和她善良的心灵正相吻合。她始终相信,没有任何力量比“占有”更能使一个男人依恋一个女人的了,虽然她对她的朋友的感情只是出于纯粹的友谊——这是一种十分缠绵的友谊,她用她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使他们更紧紧地依恋她。而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她几乎每次都能成功。她确实非常可爱,和她相处得越密切,发现她的可爱之处也就越多。另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就是在她第一次失足之后,她差不多只是宠爱不幸的人,显贵人物在她跟前都是枉费心机。如果她已经对一个男人产生了同情,最后却又没有爱上他,那一定是因为他太不可爱了。如果她选择的对象配不上她,这决不是出于她那高尚的心灵向来十分陌生的某些卑鄙动机,而完全是由于她的性格过于慷慨,过于善良,过于同情,过于敏感的缘故,她的明辨能力往往不足以驾驭这种性格。
尽管几项错误的原则把她引入了歧途,可是有多少值得赞美的原则她曾始终不渝地在遵守啊!如果这些错误能够称作弱点的话,她已用多少美德弥补了这些弱点啊?何况其中肉欲的成份又是那么微乎其微!固然,那个人在一点上欺骗了她,然而也是那个人在其他许多方面出色地指导了她。她那殊少冲动的情欲常常使她能够遵循明睿的见解,只要她的诡辩哲学未能使她走入迷途时,她的行动也是正确的。即使她做了错事,她的动机也值得赞赏;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她做了错事,但决没有任何坏心眼。她对于口是心非和弄虚作假是深恶痛绝的。她为人正直,真诚,仁慈,无私;她信守诺言,忠于朋友,忠于自己认为应该遵守的责任。她既不会对人进行报复,也不会憎恨别人,她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宽恕竟然算作一种了不起的美德。最后,就拿她那最不可原谅的行为来说,她很不看重她给予别人的宠爱,也从来不把她的宠爱当作进行交易的手段;她滥用自己的宠爱,但是决不出卖宠爱,虽然她不断采用种种权宜之计来维持生活。我敢大胆地说,苏格拉底既然能够尊敬阿斯帕西雅,他也一定能够尊敬华伦夫人。
我早料到,说她既具有多情的性格又具有冷漠的气质,人们一定会和往常一样毫无根据地指责我自相矛盾。也许这是大自然的过错,这种结合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我只知道她确实是这样的人。认识华伦夫人的人今天还有不少人健在,他们都能证明她就是这样的人。此外,我甚至敢说,她只知道生活中有一种真正的快乐,那就是让她所爱的人快乐。人们尽可以对此任意评论,用高明的论断证明这不是事实。然而我的责任就是说明真实情况,并不一定要人们相信。
我方才所说的,都是在我们有了进一步的关系以后的交谈中渐渐领会到的,我只是在这些交谈中才感到我们这种亲密关系的快乐。她原来希望她对我的宠爱会给我带来好处,这是一点也不错的;她的恩情对于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在这以前,她对我只是象对一个孩子似的,单单谈我的事。现在,她开始把我当作一个成年男子而向我谈她自己的事了。她和我所谈的一切,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使我非常感动,我不能不深自反省,我从她所说的知心话中得到的益处比从她的教导中所得的还要多。当你真正感到对方的话是肺腑之言的时候,自己的心灵也一定会敞开来接受一个陌生心灵的真情的流露;一个教育家的全部箴言也赶不上你所爱恋的一个聪明女人的情意缠绵的话语。
我和她的这种亲密关系,使她对我有了比以前更高的评价。虽然我的样儿有些拙笨,她认定我经过一番教育后可以到上流社会里走动,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在交际场中站稳脚跟,我是可以自奔前程的。根据这种看法,她认为不仅要培养我的智力,也要整顿我的外表和我的举止,她要使我变成一个既和蔼可亲又令人尊敬的人。如果说在上流社会中得到成功是和品德可以结合起来的话(我是不相信这一点的),那么至少我确信除了她所采取的并且也要教给我的那个途径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华伦夫人深明人情世故,在待人接物上有一套湛深的艺术;她与人交往既不虚伪,又不疏忽,既不欺骗人,也不刺激人。但是,这种艺术是她的性格所固有的,也是传授不了的;她自己运用这套艺术要比她讲解这套艺术高明得多,而我又是世界上最不能学会这种艺术的人。因此,她在这方面所作的一切,都差不多等于徒劳,就连她请教师教给我跳舞和剑术也是一样,我的身体虽然轻巧灵便,却连一个小步舞都没学会。由于我脚上有脚鸡眼,我用脚后跟走路已经成了习惯,即使用罗谢尔盐治疗,也没法改过来。虽然我的样子很灵便,可是我从来没能跳过一个小沟。在剑术练习室就更糟糕了,学了三个月,我还是在学习如何档开击来的剑,始终不会突刺。而且我的手腕不够灵活,胳膊没有劲,当我的教师要击落我的剑时,我总是握不紧。此外,我对这种运动和教我剑术的教师极端厌恶。我从来没想到一个人对于杀人的技术会有那么大的自豪感。他为了使我能接受他的大天才,就用他一窍不通的音乐作比方,他认为剑术中的第三和第四姿势和音乐中的第三和第四音程有很显然的相似之处。如果他要作一次虚攻,他告诉我要注意这个升半音符号,因为在古代音乐中的升半音符号和剑术中的虚攻是同一个字。当他把我手中的实习剑打掉的时候,就笑着对我说,这是一个休止符号。总之,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象他这样一个帽子上插着羽毛、胸前带着护胸甲的自以为多才多艺的家伙,他简直令人难以忍受。
所以,我的剑术进步很小,不久我就纯粹由于厌恶而把剑术放弃了。但是,我在一种比较有用的艺术方面却有了显著的进步,那就是满足于自己的命运,不再希望更显赫的地位,而且我开始觉得我没有这种天分。我一心希望妈妈生活得愉快,我喜欢总呆在她的身边,在我不得不进城教音乐而离开她的时候,尽管我对音乐那样爱好,我开始觉得这是件麻烦事。
我不知道克洛德·阿奈是不是看出了我们之间关系的亲密性质,但是我有理由相信这事未能瞒过他。他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非常审慎的小伙子;他从来不说违心的话,但也并不总是把心里所想的都谈出来。他一点也没显出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事情,只是从他的行动上看,他象是知道了。他的这种谨慎态度当然不是出于心灵的卑贱,而是因为他赞成他的女主人的见解,所以他不能非难她按照这些见解所采成的行动。虽然他和她一样年轻,但他非常老成,非常庄重,甚至把我们俩看成两个应该宽容的孩子,而我们则把他看成一个可敬的人,我们也应该对他保持相当的尊重。我只是在他的女主人对他不忠实以后,才了解到她对他的爱是如何深沉。由于她知道我的思想、我的感情以至我的生命都受她的支配,所以向我说明了她是如何爱他,以便让我也能同样爱他;她在这点上所要强调的,与其说是她对他的爱,不如说是她对他的尊敬,因为后者是我最能和她分享的一种感情。她常说。我们俩对她的幸福都是不可缺少的,当她说这样话的时候,有多少次我们两个人都感动得拥抱着流下眼泪啊!希望读这段叙述的女士们不要恶意地笑她。既然她是这样的气质,这种需要并无暧昧的成分;这纯粹是她心灵的需要。
于是,我们三个人就这样组成了一个世界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集体。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心灵都是共同的,一点没有越出我们的小圈子。我们三个人共同地、排他地生活在一起已成了习惯,如果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三个人中缺了一个或者有外人参加,就好象一切秩序都乱了;尽管妈妈和我们每个人之间都有个别的亲密关系,我们总觉得仅有两个人在一起不如三个人都在一起的时候那样愉快。在我们之间之所以不致产生苦恼,是由于相互间的极大信赖,之所以不会感到厌烦。是因为我们平常都很忙。妈妈不断计划这个,打算那个,整日活动奔忙,也轻易不让我们两人闲着没事干,再加上我们都有点自己的事要做,也就把时间都占满了。在我看来,闲暇无事和孤独一样,也是社会上的苦难的根源。长时间面对面地待在屋子里,什么事也没有,一个劲儿地东拉西扯,这是最能使人的思想变得狭隘,最能惹是生非、钩心斗角、造谣中伤的了。当大家都在忙着的时候,除非有事要说,谁也不说话,可是当大家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话就不得不一个劲儿地说下去,这是最厌烦最危险的事情。我还敢进一步说,为了使一个小的集体有真正的快乐,我主张每个人不仅都应当做点什么事,而且要做点多少需要用心的事。例如,打花结就等于没事做。打花结的女人和闲着没事的女人一样需要谈话消遣。可是她要是做刺绣的话,情况就不同了,由于专心刺绣,别人说话时她简直就没有答话的工夫。特别感到讨厌和可笑的是,要是这时候在她眼前有十多个闲人,起来坐下,走来走去,闲得没事用脚后跟来回打转,把壁炉上的瓷菩萨转来转去看个不住,并且还不断搅动他们的脑子,以便来维持他们没完没了的闲谈。不用多说,这真是一桩美妙的事!这样的人,不管在哪儿,总是要给别人和自己带来麻烦。我在莫蒂埃的时候,常到女邻居家去编丝带,如果我回到社交场中,我会经常在口袋里装上一个小转球,整天地拿来转着玩,省得没话说时说废话。要是每个人都这样做,人们就不会变得那么坏,他们的互相交往也就更信实可靠了,而且我认为,也会更愉快些。总之,谁要是觉得这可笑,那就让他们笑吧,我却认为,适于现在这个时代的唯一道德,就是小转球的道德。
再说,我们也几乎用不着为了摆脱厌烦而自己去找事做,那些不受欢迎的客人总会给我们留下很多的事情,除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外,自己也不会有什么空闲。这些客人从前使我产生的那种不耐烦的情绪并没有减低,所不同的只是我闹这种情绪的时间减少了。可怜的妈妈丝毫没有放弃她那好对自己的事业和方案作种种幻想的老毛病。相反,家庭的生计越困难,她就愈在她所憧憬的事情上用心思。眼前的生活来源越减少,她就越对将来充满幻想。随着年岁的增长,她这种老毛病愈来愈甚,当她渐渐失去社交的乐趣和青春的乐趣的时候,她就用寻求秘方和制订计划的乐趣来代替她所失去的乐趣。家里总不断有一些江湖医生、制药商、术士以及形形色色喜欢搞空洞计划的人,他们吹嘘将来他们会有百万钱财,而当前他们连一块银币也不会放过。没有一个人是从她家里空手出去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我不知道在那么长的时间,她用什么方法来应付那么多的开销,既没有耗尽她的财源,也没有使她的债主感到头疼。
在我现在所说的那个时期,她最热中的计划——在她所拟定的计划中,这并不能算作最不合理的一个计划——是在尚贝里创设一所皇家植物园,还要聘请一位享有薪金待遇的技师,不用说就可以知道,这个位置是要派给谁的。这座城市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中部,很适于进行植物学研究,妈妈总是用一个计划来促进另一个计划的实现,因此她在制定成立植物园的计划时就又拟定了创设一个药剂研究所的计划;在这个地方,药剂师也就是仅有的那几位医生,成立一个药剂研究所实际上倒是很有用的。国王维克多逝世以后,太医格洛希退居尚贝里,她认为这是对这个计划很有利的条件,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她才想出了这个计划。不管怎么样吧,她开始拉拢起格洛希来,但拉拢他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他是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刻薄最粗鲁的人。现在举两三个例子由读者去判断吧。
有一天,他和其他的医生会诊一个病人,其中有一位青年医生是从安讷西请来的,是经常给那个病人看病的医生。这位青年人对他们医生这个圈子的规矩还不够熟悉,居然敢不同意太医的意见。太医对他的话不作回答,却只问他什么时候回去,路过什么地方,乘哪班马车。年轻的医生—一作答后,反过来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托他代办,格洛希说:“没事,没事,我只是想在你走的时候,我很乐意到楼上的窗户旁看看一个蠢驴在马车里是个什么样儿。”他吝啬的程度是和他的富有与冷酷完全一样的。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向他借钱,并提出了最可靠的保证,他却紧握着他朋友的手,咬着牙说:“朋友,就是圣彼得从天上下来,用三位一体担保向我借一百法郎,我也不借给他。”有一天,萨瓦地方的长官,一位非常虔诚的伯爵比贡先生请他吃饭,他提前很早就到了,那位长官大人正在作祈祷,就请他一同作,他不知怎样回答,只作了一个可怕的鬼脸后也跪下了,但是,刚刚念了两句“万福玛利亚”,他就忍不住了,猛地站起来,拿起手杖,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比贡伯爵追着对他说:“格洛希先生!格洛希先生!您别走呀,厨房里正在给您烤一只美味的鹧鸪呢!”他回过头来回答伯爵说。“伯爵先生!您就是给我一个烤天使我也不等了。”妈妈想拉拢而终于拉拢上的太医格洛希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他非常忙,但也常常来看她,和阿奈很要好,很重视他的知识,并且怀着景仰的心情谈论他。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象他这样一个粗鲁无礼的人,为了消除过去的印象,竟向阿奈表示特别尊重。虽然阿奈早已不是仆人了,但大家知道他过去是仆人,也许还是同样需要由太医的威望和示范来使人对他采取另眼看待的态度。克洛德·阿奈身穿黑色上衣,假发梳得整整齐齐,风度端庄,彬彬有礼,行动明智谨慎,医学和植物学的知识相当渊博,再加上医学界领袖人物的关照,依理而论,如果成立皇家植物园的计划能够实现,他很有希望担任皇家技师之职而受到一致的推崇。实际上格洛希很欣赏这项计划,也采纳了这个计划,只等和平局面一出现,开始考虑一些有关公益的事并能筹出一笔经费的时候,再向宫廷提出。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我一定会投身到植物学上去,因为我生来就象是要干这门学科的,但是,一个意外的打击使这个计划落了空,无论计划怎样周密,遇到这样的意外。也是要被推翻的。我是注定了要逐步变成苦命人的典型。可以说,上帝特意要叫我经受种种严酷考验,把所有能防碍我做苦命人的一切,都用手拨开了。有一次阿奈到山顶上去寻找一种白蒿。这是只有在阿尔卑斯山上才生长的一种稀有植物,格洛希先生当时正需要它,这个可怜的青年竟在这次上山采药的时候跑得太热了,得了胁膜炎;据说,他所采的药材正是治这种病的特效药,但也救不了他的命。尽管有医道高明的名医格洛希的医治,尽管有他的善良的女主人和我的尽心照顾,他在我们终归无效的救护之下,经过一番临终前的异常痛苦的挣扎,终于与世长辞了,这是得病后的第五天。在他死前只有我劝慰过他,我的心情是那样痛苦和热诚,如果他当时神智清醒,能够了解我的意思,一定会得到一些安慰的。我就这样失去了我一生中仅有的一个最忠实的朋友。他是一位罕见的、值得尊敬的人物,天赋的才能补足了他不曾受到的教育,出身低贱,却具有伟大人物的一切品德。如果他有较长的生命和适当的职位,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第二天,我怀着异常真挚的沉痛心情向妈妈谈起了他;在谈话中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卑贱的不应有的念头:我想接收他生前穿过的几件衣服,特别是那件曾引起我注意的漂亮的黑上衣。我既然这样想,也就这样说出来了,因为在她跟前,我总是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这句卑鄙而难听的话更能使她感到刚刚死去的那个人对她的损失是多么大的了,因为无私与心地高尚正是死者生前所具有的最优秀的品质。这个可怜的女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扭过头去哭了起来。可爱而又可贵的眼泪啊!我明白这些眼泪的意义,每颗泪珠都流到我的心里了,它们把我心里所有卑鄙肮脏的东西一点痕迹不留地完全冲掉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阿奈的死亡不但给妈妈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也带来了物质上的损失。从此以后,她的事情一天不如一天了。阿奈是一个精明而谨慎的青年,他维持着他女主人家里的一切秩序。大家怕他那双机警的眼睛而不敢过于浪费。就是妈妈本人也因为怕他的指责而竭力克制自己那喜欢挥霍的习性。对她来说,单单他的爱是不够的,她还要保持住他的尊敬和避免他的正当的指责,因为在她滥用别人钱财或是浪费自己钱财的时候,他有时是敢于责备她的。我和他有同样看法,甚至也提出同样的忠告,但是,我在她身上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的话不如他的话那样有作用。他既然不在了,必须由我来代替,可是我既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种兴趣,所以不能胜任。我本来就不很细心,性情又怯懦,虽然我也暗自滴咕几句,却还是一切听其自流。再说,固然我获得了和阿奈同样的信任,却不能具有同样的权威,看见家里杂乱无章,我也叹息,我也抱怨,但是,我说的话谁也不听。我还太年轻、太浮躁,我还不能凭理办事,当我要干预时,妈妈总是亲热地轻轻拍拍我的脸蛋,叫声“我的小监督”,迫使我仍旧扮演起适合于我的角色。
我平素就深感到她那种毫无节制的花费早晚要把她置于穷困的境地,现在我作了监督,亲眼看到帐本上的收支不平衡,这种感觉就越发深刻了。我内心里一直存在的吝啬倾向,就是在这时养成的。固然,我除了一时的发作外,从来不曾真正浪费过金钱,就是在此以前,我也从来没有为钱而操过多么大的心。现在我却开始注意这件事,而且也关心起自己的小钱袋来了。由于一种崇高的动机,我竟变成了爱钱的人;实际上,因为我已预见到要发生不幸的事,所以我一心只想给妈妈攒一点钱,以备不时之需。我担心的是她的债权人可能请求扣押她的年金,或者是她的年金完全被取消,因此,在我那幼稚的眼光看来,我认为我那一点儿积蓄倒可能帮她很大的忙。但是,为了攒点钱,特别是为了把其保存住,必须瞒着她,因为在她东挪西借的时候,叫她知道我还存有体已钱是不合适的。于是我就到处找严密的地方藏上几个金路易,并且准备不断地添加点,一直到将来有一天如数当面交给她为止。但是,我太笨了,凡是我所选择的地方总会被她发现的,后来,她为了暗示我她已发觉这个秘密,就把我所藏的金币拿走,换上了更多一些别的钱币。于是我只得难为情地把我那一点体已钱送到公用的钱袋中来。而她总是又用这些钱为我购置一些衣服或其它用的东西,例如银剑、怀表等等。
我确信攒钱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了,而且对她说来这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我觉得为了预防我所担心的不幸发生,在她无力供给我饭吃而她自己也要断炊的时候,我必须学会由我来供给她的生活需要,此外,没有其他途径。不幸的是,我竟只从爱好出发来制定自己的计划,疯狂而顽固地想在音乐中寻求财运,我觉得我的脑袋室充满了主题和歌曲,我认为只要我能善于利用,我就会立刻成为一个名家,一个当代的俄耳浦斯,我那优美的歌声可以把全秘鲁的银子都吸引过来。对我来说,识谱的能力固然已经不错了,重要的却是要学会作曲。困难就是找不到教我作曲的人,只拿拉莫所著的那本《和声学》来自学,是没希望达到目的的,而且自从勒·麦特尔先生走了以后,在萨瓦便没有懂和声学的人了。
在这里,大家又要看到我这一生中不断出现的和我的目的适得其反的事情,这些事情往往在我认为已经可以达到目的时候,却使我走到和我的目的正相反的地方去了。汪杜尔时常和我谈起关于布朗沙尔神父的事,他是教他作曲的老师,是一个具有卓越天才的有名人物,当时他在伯臧松大教堂担任音乐指挥,现在在凡尔赛的小礼拜堂当音乐指挥。于是我便打算到伯臧松去跟布朗沙尔神父学音乐,我认为这个想法非常合理,以至还说服了妈妈,让她也认为这是个合理的想法。于是她就以她那好铺张的习惯给我准备起行装来了。这样,我的计划是想防止她破产,是想将来能够弥补上由于她的浪费而欠下的亏空,可是在着手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却又使她花费了八百法郎,我为了防止她将来破产反而加速了她的破产。虽然这种举动是很荒唐的,我的心中和妈妈的心中却都充满了幻想,我确信,我所进行的一切对她是有好处的。她则深信我所进行的一切对我是不无裨益的。
我原以为汪杜尔还在安讷西,可以求他写一封介绍信给布朗沙尔神艾,但他已不在那里了。我所有的可做证明的东西就是汪杜尔留给我的一篇四声部的弥撒曲,这是他的作品,也是他亲笔抄写的。我就拿着这件代替介绍信的东西到伯臧松去,路过日内瓦的时候,我看望了几位亲戚,经过尼翁的时候,我去探望了父亲,他和往常一样接待了我,并且答应把我的行李寄到伯减松,因为我骑着马,行李随后才能到达。我终于来到了伯臧松,布朗沙尔神父很好地接待了我,答应教我音乐,并且表示愿意尽量照拂我。在我们正要开始的时候,父亲寄来了一封信,说我的行李在瑞士边境的鲁斯被法国关卡扣留并没收了。这消息把我吓坏了,我就尽量托我在伯臧松刚认识的几个熟人打听一下没收的原因,因为我确信里面没有一点违禁品,我想象不出我的行李是根据什么理由被没收的。最后,我知道了原因,我必须介绍一下,因为这是非常有趣的事。
我在尚贝里认识了一位上了年纪的里昂人,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名叫杜维叶。他在摄政时代的签证局做过事,由于赋闲便来到这里的土地登记处工作。他和上流社会人士交往过,不仅有才能,而且有学问,为人温和有礼,他也懂得音乐,我们两人当时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在那些粗俗不堪的人们中间,我们格外显得亲近。他和巴黎方面有一些通讯关系,常供给他一些无谓的小品文,一些昙花一现的新奇作品,这些作品也不知为什么就传播起来,也不知怎样就无声无息了,要是没有人提起,永远不会有人再想到它们。我曾带他到妈妈这里来吃过几次饭,可以说他是有意和我要好,为了博得我的欢心,他想设法使我也爱上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其实我一向就讨厌这种无聊的文章,我是这一辈子也不会谈这类东西的。为了不使他扫兴,我只好收下这些宝贵的纸片,顺手就把它们装进衣袋里,除了找手纸用时,我再也不会想起它们来,因为这是它们唯一的用途。真不巧,这些可恶的文章有一篇丢在我只穿过两三次的新礼服上衣的口袋里了,那身礼服是我和同事们应酬时穿的。这篇东西是让塞尼优斯教派作家模拟拉辛的悲剧《密特里达德》里最优美的一幕而写的一篇游戏诗文,文字索然寡味,我连十行也没有读,由于不慎就把它丢在衣袋里了,因而造成了我的行李被扣押的原因。关卡的官吏们把我的行李开列了一个清单,清单前面加了一篇洋洋大观的检验书,检验书上首先断定这个文件来自日内瓦,是准备到法国印刷和散发的,于是他们就借题发挥。对上帝和教会的敌人大加责难,对他们自己的虔诚警惕则大加颂扬,说正是由于警惕性高才制止了这个万恶阴谋的实现。毫无疑问,他们认为我的衬衣也有异教气味,因为他们根据这张可怕的小纸片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没收了。由于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我始终也没得到我那可怜的行李如何处理的消息。去找那些税务机关里的官吏们时,他们向我要这个说明,那个单据,这个证明,那个记录,手续十分复杂,简直叫我堕入迷魂阵中,我只好干脆把行李全都不要了。我非常后悔没有把鲁斯关卡的那分检验书留下来,要是把它收集到准备随同本书一并出版的资料集里,一定会显得特别引人注意。
这项损失使我在布朗沙尔神父那里还没学到什么就不得不立刻返回尚贝里。看到我无论干什么都不走运,经过全盘考虑以后,我决定一心一意地和妈妈待在一起,听凭她的命运的支配,和她苦乐相共,也决不再为自己无能为力的将来枉费心机了。她就象我给她带来宝贝一样地欢迎了我,又慢慢地把我的衣物添置起来;我的不幸对她对我都是相当大的,但是差不多和事情的发生一样快,不久我们就把它忘掉了。
这次的不幸虽然给我对音乐所抱的热望泼了冷水,我却始终不遗余力地在研究拉莫的那本书,由于苦心钻研,终于对它有了理解,并且试写了几支小曲,成绩倒还不错,因而又增加了我的勇气。安特勒蒙侯爵的儿子贝勒加德伯爵在奥古斯特王逝世以后就从德累斯顿回来了。他在巴黎住过很久,非常喜爱音乐,对于拉莫的音乐更是爱之若狂。他的兄弟南济伯爵会拉小提琴,他们的妹妹拉尔杜尔伯爵夫人会唱歌。这一切便使音乐在尚贝里盛行起来。他们举办了一个公开的音乐会,最初曾打算请我担任指挥,然而不久就看出我不胜任,于是另做了安排。我仍然把我作的几支小曲拿去演奏,其中有一支合唱曲大受人们的欢迎,这当然还不能算作很成熟的作品,不过其中却充满着新的曲调和引人入胜的音节,人们决想不到作者就是我。这些先生们不相信我这个连乐谱还读不好的人竟能作出相当不错的曲子来,他们怀疑我可能是拿别人的劳动成果充当自己的。为了证明真伪,有一天早晨,南济伯爵拿着克莱朗波的一支合唱曲来找我;他说,为了使这个曲子便于演唱,他已经给它变了调,但是由于一变调,克莱朗波写的伴奏部分就不能演奏了,要我给它另配个伴奏低音部。我回答说,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不能马上做到。他以为我是在寻找脱身的借口,就逼着我至少要写一个宣叙调的低音部。我答应了,当然作得不甚好,因为我不论作什么事,必须在毫不紧张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去做,但这次我作的至少合乎规则,而且是当着他的面作的,这样他就不能怀疑我不懂作曲的基本原理了。也正因为这样,我的那些女学生才没退学,不过我对音乐的兴趣开始有些冷淡了,因为举行一个音乐会,人们竟没把我放在眼里。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和约缔结了,法国军队又越过山回来了。有许多军官来看望妈妈。其中有奥尔良团的团长劳特莱克伯爵,后来他当了驻日内瓦的全权大使,最后成了法兰西的元帅。妈妈把我介绍给他。他听了妈妈说的一番话后,似乎对我很关心,向我许下了不少诺言,可是,直到他临死的那一年,在我已不需要他的时候,他才想起了自己的那些诺言。年轻的桑奈克太尔侯爵也在同时到达尚贝里,他的父亲当时是驻都灵的大使。有一天,他在孟顿夫人家吃晚饭,正好我也在座。饭后大家谈起了音乐,他非常熟悉音乐,当时《耶弗大》这个歌剧正十分流行,他便谈起了这个歌剧,并叫人把谱子拿来。他提议要和我一同唱这个歌剧,使我感到十分狼狈。他打开曲谱,正碰上那段著名的二重唱:
人间,地狱,甚至天堂,
都要在主的面前战栗。
他问我:“你愿意唱几个音部?我来唱这六个音部。”我还不习惯法国音乐中的那种急促的节奏,虽然我有时也勉强唱过几段,但不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同时唱六个音部,就是同时唱两个音部也不行啊。在音乐中,使我最感头痛的就是迅速地从一个音都跳到另一音部,同时眼睛还要看着整个乐谱。由于看到我当时那种推托的样子,桑奈克太尔先生显然怀疑我不懂音乐。也许就是为了验证我到底会不会,他才要我把他打算献给孟顿小姐的一支曲子记录下来。这件事我是无法推辞的。于是他唱我记,我并没请他重唱多少次就记下来了。 然后,他把我记录的谱子看了一遍,认为我所记的一点不差,非常准确。他因为亲眼看到了我刚才为难的情况,就对这项微小的成绩大加赞扬。说起来,这本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其实,我是很通音乐的;我所缺乏的只是那种一看就会的聪明劲儿,这是我在任何事情上也不行的,而在音乐方面,只有经过长期的练习才能达到这种程度。不管怎样,难得他想的这么周到,要在大家和我个人的心目中消除当时我所受到的那点小小的挫折,他这种盛情美意我总是十分感激的。十二年或十五年之后,在巴黎各种人家里我又遇见了他,我曾多次想向他提起这件事,向他表示我到现在仍记忆犹新。但是,他在那以后双目失明了,我怕回忆当年那些事情会引起他的伤感,所以就没有谈。
我正在接近一个转折点,我过去的生活开始从这里过渡到现在的生活。从那时一直保持到现在的一些友谊关系,对我说来都成为非常宝贵的了。这些友谊往往使我对那个愉快的、默默无闻的时期感到留恋,那时自称是我的朋友的人们,都是爱我这个人而跟我交朋友,他们对我的友情纯粹出于至诚,而不是出于和一个名人来往的虚荣心,也不是居心寻求更多的机会来损害他。我和老友果弗古尔的相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尽管有人用种种手段离间我们,他却永远是我的好友。永远!可惜的是,唉!他最近去世了。但是,他只是在生命终了的时候才停止了对我的友爱,我们的友谊只是由于他的去世才告结束。果弗古尔先生是世界上罕见的好人。凡是见到他的人没有不爱他的,和他一同生活,就不能不和他结下深厚的友谊。在我一生之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比他更磊落爽朗,更和蔼可亲,更恬静淡泊,显出更多的感情和智慧,博得人们更多的信赖。不管是怎样拘谨的人和他都会一见如故,就象相交有二十年之久那样亲密。连我这样一个见到生人就侷促不安的人,和他初次见面也毫无不自然的感觉。他的风度,他的声调,他的言谈和他的仪表完全谐调。他的嗓音清脆、饱满、响亮,是一种雄壮有力的优美低音,能充满你的耳鼓,响到你的心房。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总是那么愉快、那么和蔼,没有人能有他那样的真诚朴实的风度,也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既有纯朴的才华又有高尚的修养。除此而外,他还有一颗爱人的心,而且是一颗过分多情的心。他有一种为人帮忙不大选择对象的性格,热心帮助朋友,更确切地说。他能帮助谁就做谁的朋友。他能满腔热情地办别人的事,同时又十分巧妙地安排自己的事。果弗古尔是一个普通钟表匠的儿子,他本人也做过钟表匠。但是,他的风度和他的才干召唤他走向另一个社会圈子,而他不久就进入了。他和当时驻日内瓦的法国代表克洛苏尔先生结识以后,两人十分要好。克洛苏尔在巴黎给他介绍了一些对他有用的朋友。他通过这些人获得了供应瓦莱州食盐的职务,每年可有两万利物儿的收入。他的运气总算不错了,在男人方面就到此为止,但在女人方面,则有应接不暇之势,他不能不加以选择,并且做到了如愿以偿。最稀奇、最值得敬佩的是,尽管他和各种身分的人都有交往,可是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人们都喜爱他,都欢迎他,他从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嫉妒和憎恨,我相信他这一辈子一直到死也没遇到过一个仇人。幸福的人啊!他每年都要到埃克司温泉浴场来,附近一带的上流社会的人全聚集在那里。他和萨瓦的所有贵族都有来往,他从埃克司到尚贝里来探望贝勒加德伯爵和伯爵的父亲安特勒蒙侯爵。妈妈就是在这位候爵家和他相识并将我介绍给他的。这种一面之交似乎谈不上什么友谊,其间又中断了多年,但是在我以后要叙述的场合中我们又见面了,并且成了莫逆之交。因此,我就满可以谈谈这位十分亲密的朋友了;但是,即使我不是出于任何个人利害关系而追念他,对于象他这样一个有吸引力的、得天独厚的人。我认为,为了人类的荣誉也是应该永志不忘的。这个十分可爱的人和其他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缺点,读者以后可以看到;但是,他如果没有这些缺点。说不定就不会那样可爱了。为了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也应该有些需要别人原谅的事情。
这个时期,我和另一个人也有过来往;这一来往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还不断地以追求世俗的幸福——这种追求在一个人的心中是多么难以混灭啊?——诱惑我。这个人就是孔济埃先生,他是萨瓦的绅士,当时既年轻又可爱,一时高兴想学音乐,更确切地说,要结识我这个教音乐的人。他除了具有艺术的天才与爱好以外,还有一种非常可亲的温柔性格,我十分看重有这种性格的人,所以不久我们就成了莫逆之交。正在我头脑中开始滋长着的那种文学与哲学的萌芽,只要稍一培养和激励就能完全发育起来,这时候,我在同他的交往中正遇到了这种培养和激励。孔济埃先生对音乐没有多大天赋,这对我说来却是一件好事,教课的时间完全消磨在练习音阶以外的事情上了。我们吃早点,闲谈,阅读新的出版物,对音乐则只字不提。当时伏尔泰和普鲁士皇太子的通信正名噪一时,我们常常谈论这两位著名人物。后者不久就登基了,当时已经部分地显露出他日后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另一位,当时所受的诋毁正如现在所受到的赞美,这使我们对他的不幸深感同情,这种往往与伟大天才俱来的不幸当时仿佛专钉住他似的。普鲁士皇太子年轻时很少幸福,而伏尔泰生来就象是一辈子不能享福的人。由于我们关心这两个人,于是也关心起和他们有关的一切。我们把伏尔泰所写的文章都读了,一篇也没有漏掉。我对他的作品所发生的兴趣,引起我要学会用优雅的风格写文章的愿望,于是我竭力模仿这位作家文章的绚丽色彩,他的作品的优美文笔已经使我入了迷。过了不久,他的《哲学书简》出版了。虽然这并不是他最好的著作,然而正是这些书信有力地吸引我去探求知识,这种新产生的兴趣。从此就一直没有息灭。
但是,我真正完全献身于知识的时机尚未到来。我的性情始终还有些轻浮,那种想东奔西跑的癖好并未消失,只是一有所减少,而且这时华伦夫人的生活方式还助长了这种癖好。对于我那喜欢孤独的性情说来,她这里可真是太乱了。每天都有一些陌生人川流不息地从各处到她这里来,我确信这些人所想的无非是各按自己的方式来欺骗她,这种情况使我日益感到住在这里真是一种苦刑。我自从在妈妈的信赖中接替了克洛德·阿奈的位置以后,我对于她的景况知道得更清楚了,那种每况愈下的情形使我感到恐慌。我曾无数次向她提出忠告,央求,恳请,发誓许愿,结果一概无效。我曾跪在她的脚下,再三向她说明正在威胁着她的灾难,竭力劝她紧缩开支,并提议首先从我身上开始,我向她说,在年轻的时候忍受点艰难,要比欠下很多债,到了老年陷入困境,受到债主们的逼迫强得多。她体会到我的满腔热诚,也和我抱有同感,她满口答应了我,说得恳切动人。但是,只要来一个无赖汉,她便立刻都忘掉了。在千百次证明我的忠告无效以后,除了闭眼不看我无力防止的灾难外,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既看守不住家门,只好离开这里去尼翁,日内瓦、里昂作一些短暂的旅行。这种旅行使我暂时忘却了内心的愁苦,但同时又由于我的花费而增加了产生愁苦的根由。我可以发誓,如果我节省开支真能使妈妈得到好处的话,我是情愿不花一文钱的。但是,我确实知道,我省下来的钱也要溜到那些骗子的手里去,所以我便利用她有求必应的弱点来和他们分享了。我就好象一只从屠宰场出来的狗,既然保不住那块肉,就不如叼走我自己的那一份。
出门旅行是不难找到借口的;单单妈妈的事也就有的是借口。她和各处都有来往,都有要接治或办理的事,这就需要委托一个稳妥可靠的人去办。她只愿意派我去,我也正希望出门,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过着一种东奔西跑的生活。这些旅行使我得以结识一些有用的人,他们以后都成了我的良朋益友。顺便提一下,有一个在里昂认识的佩里雄先生,就他对我表示的好感说来,我很后悔没有能继续和他来往。至于我和好心的巴里索结识的经过,等到适当的时候再谈。在格勒诺布尔,我认识了代邦夫人以及德巴尔东南谢议长的夫人,她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人,如果我能常去拜访她,她一定会对我发生好感的。在日内瓦,我认识了法国代表克洛苏尔先生,他常和我谈起我的母亲,虽然她已经去世很久了,往事仍在他心头索回。另外我还结识了巴里约父子,父亲把我叫作他的孙儿,他是一个令人非常喜欢与之交往的人,也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可尊敬的人物之一。在共和国的动荡期间,这两位公民参加到互相敌对的党派中去:儿子参加了平民党,父亲加入了政府党。当人们于一七三七年拿起武器的时候,我正在日内瓦,亲眼看到他们父子二人都全副武装从同一幢房子里走出来,父亲往市政厅方面走去,儿子则前往自己的集会地点,两人明明知道,两小时后一定会重新相遇,面对面站着并互相残杀起来,这种可怕的情景留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刻,以致我发誓:假如我恢复了公民权的话,我决不投入任何内战,并且永远不在国内用武力支持自由,既不用个人行动支持,也不用言论支持。我能够证明,我曾在一个极其微妙的情况下遵守了这个誓言,这种审慎的态度,我认为是应该得到赞许的。
那时候,我还没感到武装起来的日内瓦在我心里激起的这初期的爱国热情。由于一件应该由我负责的十分严重的事件,读者可以看出我离这种爱国热情还远着呢,这个事件我当时忘了谈它,现在却不该略而不谈了。
我的舅父贝纳尔前几年为领导建筑他所设计的查尔斯顿城前往卡罗来纳。他不久就在那里去世了。我那可怜的表兄也为效忠普鲁士王而捐躯,这样我的舅母就差不多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这种丧夫折子的损失,使她对我这样一个仅存的近亲增加了几分亲热。我到日内瓦去的时候便住在她家,闲来无事就翻阅舅父遗留下的书籍和文件。我发现了许多有趣的著作和别人料想不到的书信。我的舅母对于这堆破烂旧书是不太重视的,我愿意拿走什么就可以拿走什么。我只看中了两、三本由我的外祖父贝纳尔牧师批注过的书,其中有罗霍尔特的四开本的“遗著”,这本书的空白边上写满了非常精湛的注解,它使我对数学产生了爱好。这本书以后就一直放在华伦夫人的藏书之中,很可惜我没有把它保藏下来。除了这些书籍外,我还拿了五、六本手稿,唯一的一个印刷本,是著名的米舍利·杜克莱所写的一份文件,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可惜性情过于好动,遭到日内瓦官员们极为残酷的迫害,最近死在阿尔贝的城堡中,他被监禁在那里好多年了,据说是因为他曾参预了伯尔尼的阴谋事件。
这份文件是对日内瓦大而无当的筑城计划的一个相当正确的批评。该计划已经部分地付诸实施,一些专家由于不了解议会实行这个宏伟计划的秘密目的,曾对该计划极力加以讽刺。米舍利先生因不赞成这个计划,被筑城委员会开除了。然而他认为,不用说自己是二百人议会中的议员,就是以公民的资格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写了这个文件,并且轻率地印了出来,虽然并未发行。他只印了二百份,分发给议员,此项印刷品完全被邮局根据小议会的命令扣留了。我在舅父的文件中找到了这份文件以及他的答辩书,我把这份文件与答辩书都拿走了。我作的这次旅行是在我离开土地登记处以后不久,当时我和担任处长的果克赛里律师仍保持相当的交情。以后不久,关税局长请我作他儿子的教父,并且请果克赛里夫人作教母。这种荣誉简直使我晕头转向,我对同这位律师有了如此亲近的关系感到自豪,为了要显示自己能够当得起这样巨大的荣誉,我一定要装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的样子。
由于这种想法,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米舍利先生的印刷文件拿给他看,那的确是一份稀有的文件,很可以拿来向他证明我是属于知道政府机密的日内瓦的名人之列。但是,由于某种难以解释的谨慎动机,我没有把我舅父对这份文件的答辩书拿给他,也许因为那是一份手稿,而律师先生所需要的只是印刷品。然而,他非常了解我愚蠢地交给他的那份文件的宝贵价值。从此我就没能收回它,也没有再见到它。后来,我深信无论再费多大力气也要不回来了,使索性做了个人情,把他所强占的东西变成了给他的赠品。毫无疑问,他一定拿着这份十分稀奇而毕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文件到都灵宫廷大肆吹嘘去了,并且还一定会想尽办法要按照这个文件可能的售价来索取一大笔钱。所幸在未来的一切不测风云之中,撒丁王围攻日内瓦是一件可能性最小的事。可是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我由于愚蠢的虚荣心而把这个要塞的最大缺点透露给它的资格最老的敌人,这就成为一件应该永远自责的憾事了。
我就这样在音乐与医药,以及在制定种种计划和到各处旅行之间消磨了两三年,不断从这件事转向另一件事,不知道一定要干什么。然而,我对学问也渐渐发生了爱好,常去拜访作家,听他们谈论文学,有时自己也插上几句,但我与其说是对书中的内容有所了解,不如说是在玩弄书上的佶屈聋牙的词语。在我去日内瓦的时候。有时顺便去探望我亲爱的老友西蒙先生,由于他把他从巴耶或从哥罗米埃斯那里所得到的学术界的最新消息讲给我听。使我增高了求知的热情。在尚贝里我也常常和一位多明我会的修士见面,他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一个很和善的教士,他的名字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常常作一些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小试验。有一次,我曾打算学他的办法制造密写墨水,我在玻璃瓶里装了多半瓶生石灰、硫化砷和水,用寨子紧紧塞好,差不多就在同时瓶内剧烈地沸腾起来,我赶紧跑过去,想打开瓶塞,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瓶子象颗炸弹似的爆炸了,溅了我一脸。我咽了一口硫化砷和石灰的混合物,结果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命。以后,我当了六个星期的瞎子,从此我明白了,不懂物理实验的原理就不能乱动手。
这个意外事件对我的健康说来可真不是时候,因为最近一个时期我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坏了。我真不明白,我的体格本来很好,又没有任何过分的嗜好,为什么现在明显地一天天衰弱下去。我的体格相当魁梧,胸部也很宽,我的呼吸本应是舒畅的,然而我却经常气短,有时觉得很憋闷,不由地就发起喘来,而且有时心跳,有时吐血;后来,我开始经常发烧,而且一直没有痊癒过。我的内脏没有任何毛病,又没有作过任何有伤身体的事,为什么在青春时期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呢?
俗话说:“创毁剑鞘”。我的情况正是这样。我的激情给我以生命力,同时也伤害了我。或许有人问:哪些激情呢?一些不值一提的事,一些极端幼稚的事,但这些事却使我就象是要占有海伦,或者要登上统治世界的宝座那样激动起来。首先是关于女人的事。当我占有了一个女人的时候,我的感官虽然安定了,但我的心却依旧不能平静。在炽烈的肉欲的快感中,爱的需求在吞食着我。我有了一个温情的妈妈,一个亲爱的女友;但是我还需要一个情妇。于是我就将一个想象中情妇放在妈妈的位置上,为了哄骗我自己,我千百次地变换她的形象。当我拥抱着她的时候,如果我意识到躺在自己怀里的是妈妈,即使我拥抱得同样有力,我的欲望也会息灭;虽然我为妈妈的温存而落泪,我却享受不到快乐。肉欲的快乐啊!这是男人命中注定的一部分吗?唉!即使我这一生中只有一次尝到了爱的全部欢乐,我也不相信我这个孱弱的身体能够经受得住,我可能当场死去的。
因此,我终日受着这种没有对象的爱情的煎熬,也许正是这种爱情才更消耗精力。想到可怜的妈妈的境遇每况愈下,想到她那种不审慎的行为不久就必然要使她彻底破产,我忧心忡仲,焦灼万分。我那可怕的想象总是走在不幸事件的前面,不断向我描绘出那个极可怕的不幸的情景及其后果。我预见到,我将要为穷困所迫而必须离开我已为之献出生命、而且缺了她我就不能享受到生活乐趣的那个女人。我所以总是心神不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欲望和担忧互相交替地侵蚀着我。
音乐对我说来是另一种激情,虽然不十分炽烈,但也同样耗费我的精力,因为我对它也入了迷。我拚命钻研拉莫的那些难懂的著作,虽然我的记忆力已不听我使唤,我还是固执地加重它的负担。为了教音乐课我不断地东奔西跑;此外我还编写了一大堆乐曲,时常要通宵抄写乐谱。但是,为什么要提到这些经常性的工作呢?在我这轻佻的头脑中所想的一切蠢事,那些为时短暂、只占一天时光的爱好:一次旅行,一次音乐会,一顿晚餐,一次散步,读一本小说,看一出喜剧,所有这一切无须事先考虑安排就可以享受到的快乐或办得到的事情,对我说来都同样可以成为十分强烈的激情,当它们变得热烈可笑的时候,都能把我折腾得够呛。克利弗兰的虚构的不幸,(我曾疯狂地阅读《克利弗兰》一书,而且屡次中断、又屡次拾起来,)我敢说,比我自己的不幸更叫我难过。
有一个曾在俄国彼得大帝的宫廷里做过事的名叫巴格莱的日内瓦人,他是我见过的最无耻最荒唐的人。他经常装着一脑袋和他一样荒唐的计划,他把百万巨款说得易如反掌,而一无所有他也毫不在意。他有件纠纷要在元老院解决,所以到尚贝里来了,一来就把妈妈笼络住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慷慨地给妈妈拿出了他那许多一本万利的宝贵计划,而把妈妈仅有的那点银币一块一块地骗走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人,他也看得出来;对于我这样的人,看出我的心意当然是不难的。他不惜用种种卑鄙手段来巴结我。他会走几步棋,便提议教我下棋。我几乎是迫不得已才试了一试;刚刚学会了一点走法,我的进步就非常之快,第一局快完时,我就用他开始时让我的堡垒将了他的军。只这一下,我就变成了棋迷。我买棋盘棋子,买加拉布来的棋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再也不出门了。我日日夜夜进行钻研,努力把所有的布局都记在心里,不管好歹一个劲儿往脑子里装,自己跟自己片刻不停、没完没了地下起棋来。经过两三个月的苦练和不可想象的努力,我就到咖啡馆去了。那时我面黄肌瘦,差不多象一个傻子。我要试一试手,就和巴格莱先生再杀一场;第一盘我输了,第二盘我又输了,一直输到二十盘;我脑袋里的那些走法全乱套了,我的想象力也完全迟钝了,眼前的一切仿佛在云雾中一样。每逢我拿起菲里多尔或斯达马的棋谱,练习和研究各种布局时,结果还是和上次一样:由于极度疲劳而造成的精力衰竭,我的棋下得比以前更糟了。而且,就是我把棋暂时放下一个时期或者努力继续钻研,也总是和那第一次下棋一样,一点进步也没有。我的程度,始终是第一次下棋终局时那个程度。我就是再练习千百年,也不过是拿堡垒将巴格莱的军的水平而已,其他一点进展也不会有。大家一定会说,这个时间消磨得真好!不错!我的确用去了不少时间。我只是到了精力实在难以继续的时候,才放下了这最初的尝试。我从房间里出来时,简直象个从墓穴里出来的人,要是继续这样下去,恐怕也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们不难想见,象我这样气质的一个人,而且是在青年时期,要想保持健康确实是困难的啊!
身体的衰弱,也影响了我的情绪,使我那好作奇思异想的热情冷淡了一些。由于感到体力衰退,我变得比较安定了,一心只想旅行的热望也有所减低。我比以前喜欢呆在家里了,我感到的不是烦恼,而是忧郁。病态的敏感代替了激情,沮丧变成了悲伤;我时常无缘无故地叹息落泪,我觉得还没享受到人生的乐趣,生命就要逝去。想到我那可怜的妈妈行将陷入破产的凄惨境地,我心中十分难过;我敢说,我唯一悲伤的,就是我要离开她,使她处于一种凄凉的境地。最后,我完全病倒了。她用远胜过母亲对儿女的心肠来照料我,这对她本人说来,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不仅使她不再去关心她那各式各样的计划,同时还可以避开那些给她乱出主意的人。如果死亡在那时来临的话,那该是多么甜蜜呀!虽说我没享受到多少人生的幸福,但我也没有遭遇到多少人生的不幸。我那恬静的灵魂,可以在尚未痛感人间的不公正之前安然离去,这种不公正使生与死都受到了毒害。我堪以自慰的是,在我的同命者身上还保持着我的存在,这也就是虽死犹生啊。如果我对她的命运没有什么忧虑的话,我死的时候就会象安然入睡一样;而且这些忧虑的本身又由于有一个温柔多情的对象,痛苦也就减轻了。我常对她说:“你是我整个身心的保护者,你要让我感到幸福啊。”有两三次,在我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我夜里从床上爬起来,拖着有病的身子摸到她的房里,向她提出一些劝告,这些劝告,我敢说,都是非常正确和明智的,而最突出的一点还是我对她的命运的关切。眼泪好象是我的营养品和药物,我坐在她身边的床沿上,握着她的双手,和她一同洒下的眼泪,使我的精神又恢复起来了。这种夜间谈话有时长达几小时,当我回到自己屋子的时候,我觉得比去的时候好了许多。她对我许下的诺言,给我的希望,使我感到欣慰,一切烦恼都消失了,于是我就怀着听凭上帝安排的宁静心情安然地入睡了。假如我在这个时候死去,我是不会感到死亡是多么痛苦的。上帝呀,我这一生经历了多少人间恨事,经历了使我生活动荡不安的多少风暴,以致生命对我说来简直成了一种负担,但愿结束这一切的死亡来临的时候,它会象当年一样,不会让我感到更大的痛苦吧!
由于她的百般照顾、细心看护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关怀,她终于把我救活了,而且,的确也只有她能够这样做。我不太相信医生们的医疗,却非常相信一个挚友的照顾:同我们的幸福休戚相关的事情总是要比任何其他事情做得更好些。如果说生活中真有一种快乐的感觉,那一定是我们现在所感到的两人相依为命的那种感觉。我们相互间的爱恋并未因此而日益增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我们这种极质朴的爱恋中,却产生了一种令人说不出来的更亲密、更动人心弦的关系。我完全成了她的作品,完全变成了她的孩子,她比我的生身母亲还亲。我们不知不觉地已经谁也离不开谁了,我们的生命也仿佛糅合在一起了,我们不仅感到谁都需要谁,而且还觉得只要两人在一起就什么都满足了。我们已经习惯于不再考虑我们身外的一切事物,而把我们的幸福和一切愿望完全寄托在两人的互相占有中。我们的这种占有可能是人世上绝无仅有的占有;这不是我前面说过的那种一般爱情上的占有,而是某种更本质的占有,它不是基于情欲、性、年龄、容貌,而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切,除非死亡,就绝不能丧失的那一切。
我再说一遍,她的一切过失都在于她缺乏判断能力,决不是出自她的情欲。她是上等家庭出身,心地纯洁,她喜欢正派的行为,她的性情是正直和善良的,趣味也相当高雅。她生来就是为了做一个具有完美品德的女人,她也喜欢这样做,但是她没有能遵守这种品德,因为她一向所听从的不是把她引向正路的感情,而是把她引入迷途的理性。当许多错误的道理引她走入迷途的时候,她的正确的感情一直在抵抗。可惜的是,她喜欢炫耀自己的哲学,因而她凭自己的见解所创立的道德原则,往往破坏了她的心灵启示的持身之道。
她的第一个情人达维尔先生是她的哲学教师,他灌输给她的一些理论都是以诱惑她为目的的。他发现她非常忠于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职责,始终保持冷淡,理智很强,不是从感情方面所能攻破的,于是就用一些诡辩之词来向她进攻,结果达到了目的。他向她证明她所遵守的妇道完全是教理问答中哄小孩一类的胡说八道,两性的结合——这个行动的本身是最无关紧要的;夫妻之间的忠实只是为了顾全外表,它的道德意义只涉及公众舆论;做妻子的唯一责任就是使丈夫安心,因此,不为人所知的不忠行为,对于她所欺骗的丈夫来说是不存在的,对于自己的良心也是一样。总而言之,他说服了她,使她相信不忠行为的本身实在算不了什么,只是因为别人知道了不好看才成了问题,所以任何一个女人,只要能表现得象个贞洁的女人,她事实上也就是个贞洁的女人。这个坏蛋就这样达到了他的目的,他败坏了一个年轻女人的理智,他没有能败坏她的心灵。他受到了最猛烈的嫉妒心的惩罚,因为他认定她在按照他教她对待自己丈夫那样来对待他本人。我不知道在这一点上他是否弄错了。贝莱牧师被认为是他的后继人。就我所知,这个年轻女人的冷漠天性本应保护她不接受这套理论,但恰巧妨碍她日后抛弃这套理论。她始终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于她认为毫无意义的小事那么重视,她从来也没有把在她看来毫不费事的节欲当成美德。
为她自己,她并没有怎样滥用这个错误的理论,但是她却为了别人而滥用它,所以如此,是因为她相信另外一条差不多是同样错误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又和她善良的心灵正相吻合。她始终相信,没有任何力量比“占有”更能使一个男人依恋一个女人的了,虽然她对她的朋友的感情只是出于纯粹的友谊——这是一种十分缠绵的友谊,她用她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使他们更紧紧地依恋她。而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她几乎每次都能成功。她确实非常可爱,和她相处得越密切,发现她的可爱之处也就越多。另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就是在她第一次失足之后,她差不多只是宠爱不幸的人,显贵人物在她跟前都是枉费心机。如果她已经对一个男人产生了同情,最后却又没有爱上他,那一定是因为他太不可爱了。如果她选择的对象配不上她,这决不是出于她那高尚的心灵向来十分陌生的某些卑鄙动机,而完全是由于她的性格过于慷慨,过于善良,过于同情,过于敏感的缘故,她的明辨能力往往不足以驾驭这种性格。
尽管几项错误的原则把她引入了歧途,可是有多少值得赞美的原则她曾始终不渝地在遵守啊!如果这些错误能够称作弱点的话,她已用多少美德弥补了这些弱点啊?何况其中肉欲的成份又是那么微乎其微!固然,那个人在一点上欺骗了她,然而也是那个人在其他许多方面出色地指导了她。她那殊少冲动的情欲常常使她能够遵循明睿的见解,只要她的诡辩哲学未能使她走入迷途时,她的行动也是正确的。即使她做了错事,她的动机也值得赞赏;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她做了错事,但决没有任何坏心眼。她对于口是心非和弄虚作假是深恶痛绝的。她为人正直,真诚,仁慈,无私;她信守诺言,忠于朋友,忠于自己认为应该遵守的责任。她既不会对人进行报复,也不会憎恨别人,她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宽恕竟然算作一种了不起的美德。最后,就拿她那最不可原谅的行为来说,她很不看重她给予别人的宠爱,也从来不把她的宠爱当作进行交易的手段;她滥用自己的宠爱,但是决不出卖宠爱,虽然她不断采用种种权宜之计来维持生活。我敢大胆地说,苏格拉底既然能够尊敬阿斯帕西雅,他也一定能够尊敬华伦夫人。
我早料到,说她既具有多情的性格又具有冷漠的气质,人们一定会和往常一样毫无根据地指责我自相矛盾。也许这是大自然的过错,这种结合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我只知道她确实是这样的人。认识华伦夫人的人今天还有不少人健在,他们都能证明她就是这样的人。此外,我甚至敢说,她只知道生活中有一种真正的快乐,那就是让她所爱的人快乐。人们尽可以对此任意评论,用高明的论断证明这不是事实。然而我的责任就是说明真实情况,并不一定要人们相信。
我方才所说的,都是在我们有了进一步的关系以后的交谈中渐渐领会到的,我只是在这些交谈中才感到我们这种亲密关系的快乐。她原来希望她对我的宠爱会给我带来好处,这是一点也不错的;她的恩情对于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在这以前,她对我只是象对一个孩子似的,单单谈我的事。现在,她开始把我当作一个成年男子而向我谈她自己的事了。她和我所谈的一切,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使我非常感动,我不能不深自反省,我从她所说的知心话中得到的益处比从她的教导中所得的还要多。当你真正感到对方的话是肺腑之言的时候,自己的心灵也一定会敞开来接受一个陌生心灵的真情的流露;一个教育家的全部箴言也赶不上你所爱恋的一个聪明女人的情意缠绵的话语。
我和她的这种亲密关系,使她对我有了比以前更高的评价。虽然我的样儿有些拙笨,她认定我经过一番教育后可以到上流社会里走动,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在交际场中站稳脚跟,我是可以自奔前程的。根据这种看法,她认为不仅要培养我的智力,也要整顿我的外表和我的举止,她要使我变成一个既和蔼可亲又令人尊敬的人。如果说在上流社会中得到成功是和品德可以结合起来的话(我是不相信这一点的),那么至少我确信除了她所采取的并且也要教给我的那个途径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华伦夫人深明人情世故,在待人接物上有一套湛深的艺术;她与人交往既不虚伪,又不疏忽,既不欺骗人,也不刺激人。但是,这种艺术是她的性格所固有的,也是传授不了的;她自己运用这套艺术要比她讲解这套艺术高明得多,而我又是世界上最不能学会这种艺术的人。因此,她在这方面所作的一切,都差不多等于徒劳,就连她请教师教给我跳舞和剑术也是一样,我的身体虽然轻巧灵便,却连一个小步舞都没学会。由于我脚上有脚鸡眼,我用脚后跟走路已经成了习惯,即使用罗谢尔盐治疗,也没法改过来。虽然我的样子很灵便,可是我从来没能跳过一个小沟。在剑术练习室就更糟糕了,学了三个月,我还是在学习如何档开击来的剑,始终不会突刺。而且我的手腕不够灵活,胳膊没有劲,当我的教师要击落我的剑时,我总是握不紧。此外,我对这种运动和教我剑术的教师极端厌恶。我从来没想到一个人对于杀人的技术会有那么大的自豪感。他为了使我能接受他的大天才,就用他一窍不通的音乐作比方,他认为剑术中的第三和第四姿势和音乐中的第三和第四音程有很显然的相似之处。如果他要作一次虚攻,他告诉我要注意这个升半音符号,因为在古代音乐中的升半音符号和剑术中的虚攻是同一个字。当他把我手中的实习剑打掉的时候,就笑着对我说,这是一个休止符号。总之,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象他这样一个帽子上插着羽毛、胸前带着护胸甲的自以为多才多艺的家伙,他简直令人难以忍受。
所以,我的剑术进步很小,不久我就纯粹由于厌恶而把剑术放弃了。但是,我在一种比较有用的艺术方面却有了显著的进步,那就是满足于自己的命运,不再希望更显赫的地位,而且我开始觉得我没有这种天分。我一心希望妈妈生活得愉快,我喜欢总呆在她的身边,在我不得不进城教音乐而离开她的时候,尽管我对音乐那样爱好,我开始觉得这是件麻烦事。
我不知道克洛德·阿奈是不是看出了我们之间关系的亲密性质,但是我有理由相信这事未能瞒过他。他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非常审慎的小伙子;他从来不说违心的话,但也并不总是把心里所想的都谈出来。他一点也没显出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事情,只是从他的行动上看,他象是知道了。他的这种谨慎态度当然不是出于心灵的卑贱,而是因为他赞成他的女主人的见解,所以他不能非难她按照这些见解所采成的行动。虽然他和她一样年轻,但他非常老成,非常庄重,甚至把我们俩看成两个应该宽容的孩子,而我们则把他看成一个可敬的人,我们也应该对他保持相当的尊重。我只是在他的女主人对他不忠实以后,才了解到她对他的爱是如何深沉。由于她知道我的思想、我的感情以至我的生命都受她的支配,所以向我说明了她是如何爱他,以便让我也能同样爱他;她在这点上所要强调的,与其说是她对他的爱,不如说是她对他的尊敬,因为后者是我最能和她分享的一种感情。她常说。我们俩对她的幸福都是不可缺少的,当她说这样话的时候,有多少次我们两个人都感动得拥抱着流下眼泪啊!希望读这段叙述的女士们不要恶意地笑她。既然她是这样的气质,这种需要并无暧昧的成分;这纯粹是她心灵的需要。
于是,我们三个人就这样组成了一个世界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集体。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心灵都是共同的,一点没有越出我们的小圈子。我们三个人共同地、排他地生活在一起已成了习惯,如果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三个人中缺了一个或者有外人参加,就好象一切秩序都乱了;尽管妈妈和我们每个人之间都有个别的亲密关系,我们总觉得仅有两个人在一起不如三个人都在一起的时候那样愉快。在我们之间之所以不致产生苦恼,是由于相互间的极大信赖,之所以不会感到厌烦。是因为我们平常都很忙。妈妈不断计划这个,打算那个,整日活动奔忙,也轻易不让我们两人闲着没事干,再加上我们都有点自己的事要做,也就把时间都占满了。在我看来,闲暇无事和孤独一样,也是社会上的苦难的根源。长时间面对面地待在屋子里,什么事也没有,一个劲儿地东拉西扯,这是最能使人的思想变得狭隘,最能惹是生非、钩心斗角、造谣中伤的了。当大家都在忙着的时候,除非有事要说,谁也不说话,可是当大家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话就不得不一个劲儿地说下去,这是最厌烦最危险的事情。我还敢进一步说,为了使一个小的集体有真正的快乐,我主张每个人不仅都应当做点什么事,而且要做点多少需要用心的事。例如,打花结就等于没事做。打花结的女人和闲着没事的女人一样需要谈话消遣。可是她要是做刺绣的话,情况就不同了,由于专心刺绣,别人说话时她简直就没有答话的工夫。特别感到讨厌和可笑的是,要是这时候在她眼前有十多个闲人,起来坐下,走来走去,闲得没事用脚后跟来回打转,把壁炉上的瓷菩萨转来转去看个不住,并且还不断搅动他们的脑子,以便来维持他们没完没了的闲谈。不用多说,这真是一桩美妙的事!这样的人,不管在哪儿,总是要给别人和自己带来麻烦。我在莫蒂埃的时候,常到女邻居家去编丝带,如果我回到社交场中,我会经常在口袋里装上一个小转球,整天地拿来转着玩,省得没话说时说废话。要是每个人都这样做,人们就不会变得那么坏,他们的互相交往也就更信实可靠了,而且我认为,也会更愉快些。总之,谁要是觉得这可笑,那就让他们笑吧,我却认为,适于现在这个时代的唯一道德,就是小转球的道德。
再说,我们也几乎用不着为了摆脱厌烦而自己去找事做,那些不受欢迎的客人总会给我们留下很多的事情,除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外,自己也不会有什么空闲。这些客人从前使我产生的那种不耐烦的情绪并没有减低,所不同的只是我闹这种情绪的时间减少了。可怜的妈妈丝毫没有放弃她那好对自己的事业和方案作种种幻想的老毛病。相反,家庭的生计越困难,她就愈在她所憧憬的事情上用心思。眼前的生活来源越减少,她就越对将来充满幻想。随着年岁的增长,她这种老毛病愈来愈甚,当她渐渐失去社交的乐趣和青春的乐趣的时候,她就用寻求秘方和制订计划的乐趣来代替她所失去的乐趣。家里总不断有一些江湖医生、制药商、术士以及形形色色喜欢搞空洞计划的人,他们吹嘘将来他们会有百万钱财,而当前他们连一块银币也不会放过。没有一个人是从她家里空手出去的。但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我不知道在那么长的时间,她用什么方法来应付那么多的开销,既没有耗尽她的财源,也没有使她的债主感到头疼。
在我现在所说的那个时期,她最热中的计划——在她所拟定的计划中,这并不能算作最不合理的一个计划——是在尚贝里创设一所皇家植物园,还要聘请一位享有薪金待遇的技师,不用说就可以知道,这个位置是要派给谁的。这座城市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中部,很适于进行植物学研究,妈妈总是用一个计划来促进另一个计划的实现,因此她在制定成立植物园的计划时就又拟定了创设一个药剂研究所的计划;在这个地方,药剂师也就是仅有的那几位医生,成立一个药剂研究所实际上倒是很有用的。国王维克多逝世以后,太医格洛希退居尚贝里,她认为这是对这个计划很有利的条件,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她才想出了这个计划。不管怎么样吧,她开始拉拢起格洛希来,但拉拢他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他是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刻薄最粗鲁的人。现在举两三个例子由读者去判断吧。
有一天,他和其他的医生会诊一个病人,其中有一位青年医生是从安讷西请来的,是经常给那个病人看病的医生。这位青年人对他们医生这个圈子的规矩还不够熟悉,居然敢不同意太医的意见。太医对他的话不作回答,却只问他什么时候回去,路过什么地方,乘哪班马车。年轻的医生—一作答后,反过来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托他代办,格洛希说:“没事,没事,我只是想在你走的时候,我很乐意到楼上的窗户旁看看一个蠢驴在马车里是个什么样儿。”他吝啬的程度是和他的富有与冷酷完全一样的。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向他借钱,并提出了最可靠的保证,他却紧握着他朋友的手,咬着牙说:“朋友,就是圣彼得从天上下来,用三位一体担保向我借一百法郎,我也不借给他。”有一天,萨瓦地方的长官,一位非常虔诚的伯爵比贡先生请他吃饭,他提前很早就到了,那位长官大人正在作祈祷,就请他一同作,他不知怎样回答,只作了一个可怕的鬼脸后也跪下了,但是,刚刚念了两句“万福玛利亚”,他就忍不住了,猛地站起来,拿起手杖,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比贡伯爵追着对他说:“格洛希先生!格洛希先生!您别走呀,厨房里正在给您烤一只美味的鹧鸪呢!”他回过头来回答伯爵说。“伯爵先生!您就是给我一个烤天使我也不等了。”妈妈想拉拢而终于拉拢上的太医格洛希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他非常忙,但也常常来看她,和阿奈很要好,很重视他的知识,并且怀着景仰的心情谈论他。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象他这样一个粗鲁无礼的人,为了消除过去的印象,竟向阿奈表示特别尊重。虽然阿奈早已不是仆人了,但大家知道他过去是仆人,也许还是同样需要由太医的威望和示范来使人对他采取另眼看待的态度。克洛德·阿奈身穿黑色上衣,假发梳得整整齐齐,风度端庄,彬彬有礼,行动明智谨慎,医学和植物学的知识相当渊博,再加上医学界领袖人物的关照,依理而论,如果成立皇家植物园的计划能够实现,他很有希望担任皇家技师之职而受到一致的推崇。实际上格洛希很欣赏这项计划,也采纳了这个计划,只等和平局面一出现,开始考虑一些有关公益的事并能筹出一笔经费的时候,再向宫廷提出。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我一定会投身到植物学上去,因为我生来就象是要干这门学科的,但是,一个意外的打击使这个计划落了空,无论计划怎样周密,遇到这样的意外。也是要被推翻的。我是注定了要逐步变成苦命人的典型。可以说,上帝特意要叫我经受种种严酷考验,把所有能防碍我做苦命人的一切,都用手拨开了。有一次阿奈到山顶上去寻找一种白蒿。这是只有在阿尔卑斯山上才生长的一种稀有植物,格洛希先生当时正需要它,这个可怜的青年竟在这次上山采药的时候跑得太热了,得了胁膜炎;据说,他所采的药材正是治这种病的特效药,但也救不了他的命。尽管有医道高明的名医格洛希的医治,尽管有他的善良的女主人和我的尽心照顾,他在我们终归无效的救护之下,经过一番临终前的异常痛苦的挣扎,终于与世长辞了,这是得病后的第五天。在他死前只有我劝慰过他,我的心情是那样痛苦和热诚,如果他当时神智清醒,能够了解我的意思,一定会得到一些安慰的。我就这样失去了我一生中仅有的一个最忠实的朋友。他是一位罕见的、值得尊敬的人物,天赋的才能补足了他不曾受到的教育,出身低贱,却具有伟大人物的一切品德。如果他有较长的生命和适当的职位,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第二天,我怀着异常真挚的沉痛心情向妈妈谈起了他;在谈话中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卑贱的不应有的念头:我想接收他生前穿过的几件衣服,特别是那件曾引起我注意的漂亮的黑上衣。我既然这样想,也就这样说出来了,因为在她跟前,我总是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这句卑鄙而难听的话更能使她感到刚刚死去的那个人对她的损失是多么大的了,因为无私与心地高尚正是死者生前所具有的最优秀的品质。这个可怜的女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扭过头去哭了起来。可爱而又可贵的眼泪啊!我明白这些眼泪的意义,每颗泪珠都流到我的心里了,它们把我心里所有卑鄙肮脏的东西一点痕迹不留地完全冲掉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阿奈的死亡不但给妈妈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也带来了物质上的损失。从此以后,她的事情一天不如一天了。阿奈是一个精明而谨慎的青年,他维持着他女主人家里的一切秩序。大家怕他那双机警的眼睛而不敢过于浪费。就是妈妈本人也因为怕他的指责而竭力克制自己那喜欢挥霍的习性。对她来说,单单他的爱是不够的,她还要保持住他的尊敬和避免他的正当的指责,因为在她滥用别人钱财或是浪费自己钱财的时候,他有时是敢于责备她的。我和他有同样看法,甚至也提出同样的忠告,但是,我在她身上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的话不如他的话那样有作用。他既然不在了,必须由我来代替,可是我既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种兴趣,所以不能胜任。我本来就不很细心,性情又怯懦,虽然我也暗自滴咕几句,却还是一切听其自流。再说,固然我获得了和阿奈同样的信任,却不能具有同样的权威,看见家里杂乱无章,我也叹息,我也抱怨,但是,我说的话谁也不听。我还太年轻、太浮躁,我还不能凭理办事,当我要干预时,妈妈总是亲热地轻轻拍拍我的脸蛋,叫声“我的小监督”,迫使我仍旧扮演起适合于我的角色。
我平素就深感到她那种毫无节制的花费早晚要把她置于穷困的境地,现在我作了监督,亲眼看到帐本上的收支不平衡,这种感觉就越发深刻了。我内心里一直存在的吝啬倾向,就是在这时养成的。固然,我除了一时的发作外,从来不曾真正浪费过金钱,就是在此以前,我也从来没有为钱而操过多么大的心。现在我却开始注意这件事,而且也关心起自己的小钱袋来了。由于一种崇高的动机,我竟变成了爱钱的人;实际上,因为我已预见到要发生不幸的事,所以我一心只想给妈妈攒一点钱,以备不时之需。我担心的是她的债权人可能请求扣押她的年金,或者是她的年金完全被取消,因此,在我那幼稚的眼光看来,我认为我那一点儿积蓄倒可能帮她很大的忙。但是,为了攒点钱,特别是为了把其保存住,必须瞒着她,因为在她东挪西借的时候,叫她知道我还存有体已钱是不合适的。于是我就到处找严密的地方藏上几个金路易,并且准备不断地添加点,一直到将来有一天如数当面交给她为止。但是,我太笨了,凡是我所选择的地方总会被她发现的,后来,她为了暗示我她已发觉这个秘密,就把我所藏的金币拿走,换上了更多一些别的钱币。于是我只得难为情地把我那一点体已钱送到公用的钱袋中来。而她总是又用这些钱为我购置一些衣服或其它用的东西,例如银剑、怀表等等。
我确信攒钱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了,而且对她说来这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我觉得为了预防我所担心的不幸发生,在她无力供给我饭吃而她自己也要断炊的时候,我必须学会由我来供给她的生活需要,此外,没有其他途径。不幸的是,我竟只从爱好出发来制定自己的计划,疯狂而顽固地想在音乐中寻求财运,我觉得我的脑袋室充满了主题和歌曲,我认为只要我能善于利用,我就会立刻成为一个名家,一个当代的俄耳浦斯,我那优美的歌声可以把全秘鲁的银子都吸引过来。对我来说,识谱的能力固然已经不错了,重要的却是要学会作曲。困难就是找不到教我作曲的人,只拿拉莫所著的那本《和声学》来自学,是没希望达到目的的,而且自从勒·麦特尔先生走了以后,在萨瓦便没有懂和声学的人了。
在这里,大家又要看到我这一生中不断出现的和我的目的适得其反的事情,这些事情往往在我认为已经可以达到目的时候,却使我走到和我的目的正相反的地方去了。汪杜尔时常和我谈起关于布朗沙尔神父的事,他是教他作曲的老师,是一个具有卓越天才的有名人物,当时他在伯臧松大教堂担任音乐指挥,现在在凡尔赛的小礼拜堂当音乐指挥。于是我便打算到伯臧松去跟布朗沙尔神父学音乐,我认为这个想法非常合理,以至还说服了妈妈,让她也认为这是个合理的想法。于是她就以她那好铺张的习惯给我准备起行装来了。这样,我的计划是想防止她破产,是想将来能够弥补上由于她的浪费而欠下的亏空,可是在着手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却又使她花费了八百法郎,我为了防止她将来破产反而加速了她的破产。虽然这种举动是很荒唐的,我的心中和妈妈的心中却都充满了幻想,我确信,我所进行的一切对她是有好处的。她则深信我所进行的一切对我是不无裨益的。
我原以为汪杜尔还在安讷西,可以求他写一封介绍信给布朗沙尔神艾,但他已不在那里了。我所有的可做证明的东西就是汪杜尔留给我的一篇四声部的弥撒曲,这是他的作品,也是他亲笔抄写的。我就拿着这件代替介绍信的东西到伯臧松去,路过日内瓦的时候,我看望了几位亲戚,经过尼翁的时候,我去探望了父亲,他和往常一样接待了我,并且答应把我的行李寄到伯减松,因为我骑着马,行李随后才能到达。我终于来到了伯臧松,布朗沙尔神父很好地接待了我,答应教我音乐,并且表示愿意尽量照拂我。在我们正要开始的时候,父亲寄来了一封信,说我的行李在瑞士边境的鲁斯被法国关卡扣留并没收了。这消息把我吓坏了,我就尽量托我在伯臧松刚认识的几个熟人打听一下没收的原因,因为我确信里面没有一点违禁品,我想象不出我的行李是根据什么理由被没收的。最后,我知道了原因,我必须介绍一下,因为这是非常有趣的事。
我在尚贝里认识了一位上了年纪的里昂人,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名叫杜维叶。他在摄政时代的签证局做过事,由于赋闲便来到这里的土地登记处工作。他和上流社会人士交往过,不仅有才能,而且有学问,为人温和有礼,他也懂得音乐,我们两人当时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在那些粗俗不堪的人们中间,我们格外显得亲近。他和巴黎方面有一些通讯关系,常供给他一些无谓的小品文,一些昙花一现的新奇作品,这些作品也不知为什么就传播起来,也不知怎样就无声无息了,要是没有人提起,永远不会有人再想到它们。我曾带他到妈妈这里来吃过几次饭,可以说他是有意和我要好,为了博得我的欢心,他想设法使我也爱上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其实我一向就讨厌这种无聊的文章,我是这一辈子也不会谈这类东西的。为了不使他扫兴,我只好收下这些宝贵的纸片,顺手就把它们装进衣袋里,除了找手纸用时,我再也不会想起它们来,因为这是它们唯一的用途。真不巧,这些可恶的文章有一篇丢在我只穿过两三次的新礼服上衣的口袋里了,那身礼服是我和同事们应酬时穿的。这篇东西是让塞尼优斯教派作家模拟拉辛的悲剧《密特里达德》里最优美的一幕而写的一篇游戏诗文,文字索然寡味,我连十行也没有读,由于不慎就把它丢在衣袋里了,因而造成了我的行李被扣押的原因。关卡的官吏们把我的行李开列了一个清单,清单前面加了一篇洋洋大观的检验书,检验书上首先断定这个文件来自日内瓦,是准备到法国印刷和散发的,于是他们就借题发挥。对上帝和教会的敌人大加责难,对他们自己的虔诚警惕则大加颂扬,说正是由于警惕性高才制止了这个万恶阴谋的实现。毫无疑问,他们认为我的衬衣也有异教气味,因为他们根据这张可怕的小纸片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没收了。由于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我始终也没得到我那可怜的行李如何处理的消息。去找那些税务机关里的官吏们时,他们向我要这个说明,那个单据,这个证明,那个记录,手续十分复杂,简直叫我堕入迷魂阵中,我只好干脆把行李全都不要了。我非常后悔没有把鲁斯关卡的那分检验书留下来,要是把它收集到准备随同本书一并出版的资料集里,一定会显得特别引人注意。
这项损失使我在布朗沙尔神父那里还没学到什么就不得不立刻返回尚贝里。看到我无论干什么都不走运,经过全盘考虑以后,我决定一心一意地和妈妈待在一起,听凭她的命运的支配,和她苦乐相共,也决不再为自己无能为力的将来枉费心机了。她就象我给她带来宝贝一样地欢迎了我,又慢慢地把我的衣物添置起来;我的不幸对她对我都是相当大的,但是差不多和事情的发生一样快,不久我们就把它忘掉了。
这次的不幸虽然给我对音乐所抱的热望泼了冷水,我却始终不遗余力地在研究拉莫的那本书,由于苦心钻研,终于对它有了理解,并且试写了几支小曲,成绩倒还不错,因而又增加了我的勇气。安特勒蒙侯爵的儿子贝勒加德伯爵在奥古斯特王逝世以后就从德累斯顿回来了。他在巴黎住过很久,非常喜爱音乐,对于拉莫的音乐更是爱之若狂。他的兄弟南济伯爵会拉小提琴,他们的妹妹拉尔杜尔伯爵夫人会唱歌。这一切便使音乐在尚贝里盛行起来。他们举办了一个公开的音乐会,最初曾打算请我担任指挥,然而不久就看出我不胜任,于是另做了安排。我仍然把我作的几支小曲拿去演奏,其中有一支合唱曲大受人们的欢迎,这当然还不能算作很成熟的作品,不过其中却充满着新的曲调和引人入胜的音节,人们决想不到作者就是我。这些先生们不相信我这个连乐谱还读不好的人竟能作出相当不错的曲子来,他们怀疑我可能是拿别人的劳动成果充当自己的。为了证明真伪,有一天早晨,南济伯爵拿着克莱朗波的一支合唱曲来找我;他说,为了使这个曲子便于演唱,他已经给它变了调,但是由于一变调,克莱朗波写的伴奏部分就不能演奏了,要我给它另配个伴奏低音部。我回答说,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不能马上做到。他以为我是在寻找脱身的借口,就逼着我至少要写一个宣叙调的低音部。我答应了,当然作得不甚好,因为我不论作什么事,必须在毫不紧张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去做,但这次我作的至少合乎规则,而且是当着他的面作的,这样他就不能怀疑我不懂作曲的基本原理了。也正因为这样,我的那些女学生才没退学,不过我对音乐的兴趣开始有些冷淡了,因为举行一个音乐会,人们竟没把我放在眼里。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和约缔结了,法国军队又越过山回来了。有许多军官来看望妈妈。其中有奥尔良团的团长劳特莱克伯爵,后来他当了驻日内瓦的全权大使,最后成了法兰西的元帅。妈妈把我介绍给他。他听了妈妈说的一番话后,似乎对我很关心,向我许下了不少诺言,可是,直到他临死的那一年,在我已不需要他的时候,他才想起了自己的那些诺言。年轻的桑奈克太尔侯爵也在同时到达尚贝里,他的父亲当时是驻都灵的大使。有一天,他在孟顿夫人家吃晚饭,正好我也在座。饭后大家谈起了音乐,他非常熟悉音乐,当时《耶弗大》这个歌剧正十分流行,他便谈起了这个歌剧,并叫人把谱子拿来。他提议要和我一同唱这个歌剧,使我感到十分狼狈。他打开曲谱,正碰上那段著名的二重唱:
人间,地狱,甚至天堂,
都要在主的面前战栗。
他问我:“你愿意唱几个音部?我来唱这六个音部。”我还不习惯法国音乐中的那种急促的节奏,虽然我有时也勉强唱过几段,但不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同时唱六个音部,就是同时唱两个音部也不行啊。在音乐中,使我最感头痛的就是迅速地从一个音都跳到另一音部,同时眼睛还要看着整个乐谱。由于看到我当时那种推托的样子,桑奈克太尔先生显然怀疑我不懂音乐。也许就是为了验证我到底会不会,他才要我把他打算献给孟顿小姐的一支曲子记录下来。这件事我是无法推辞的。于是他唱我记,我并没请他重唱多少次就记下来了。 然后,他把我记录的谱子看了一遍,认为我所记的一点不差,非常准确。他因为亲眼看到了我刚才为难的情况,就对这项微小的成绩大加赞扬。说起来,这本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其实,我是很通音乐的;我所缺乏的只是那种一看就会的聪明劲儿,这是我在任何事情上也不行的,而在音乐方面,只有经过长期的练习才能达到这种程度。不管怎样,难得他想的这么周到,要在大家和我个人的心目中消除当时我所受到的那点小小的挫折,他这种盛情美意我总是十分感激的。十二年或十五年之后,在巴黎各种人家里我又遇见了他,我曾多次想向他提起这件事,向他表示我到现在仍记忆犹新。但是,他在那以后双目失明了,我怕回忆当年那些事情会引起他的伤感,所以就没有谈。
我正在接近一个转折点,我过去的生活开始从这里过渡到现在的生活。从那时一直保持到现在的一些友谊关系,对我说来都成为非常宝贵的了。这些友谊往往使我对那个愉快的、默默无闻的时期感到留恋,那时自称是我的朋友的人们,都是爱我这个人而跟我交朋友,他们对我的友情纯粹出于至诚,而不是出于和一个名人来往的虚荣心,也不是居心寻求更多的机会来损害他。我和老友果弗古尔的相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尽管有人用种种手段离间我们,他却永远是我的好友。永远!可惜的是,唉!他最近去世了。但是,他只是在生命终了的时候才停止了对我的友爱,我们的友谊只是由于他的去世才告结束。果弗古尔先生是世界上罕见的好人。凡是见到他的人没有不爱他的,和他一同生活,就不能不和他结下深厚的友谊。在我一生之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比他更磊落爽朗,更和蔼可亲,更恬静淡泊,显出更多的感情和智慧,博得人们更多的信赖。不管是怎样拘谨的人和他都会一见如故,就象相交有二十年之久那样亲密。连我这样一个见到生人就侷促不安的人,和他初次见面也毫无不自然的感觉。他的风度,他的声调,他的言谈和他的仪表完全谐调。他的嗓音清脆、饱满、响亮,是一种雄壮有力的优美低音,能充满你的耳鼓,响到你的心房。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总是那么愉快、那么和蔼,没有人能有他那样的真诚朴实的风度,也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既有纯朴的才华又有高尚的修养。除此而外,他还有一颗爱人的心,而且是一颗过分多情的心。他有一种为人帮忙不大选择对象的性格,热心帮助朋友,更确切地说。他能帮助谁就做谁的朋友。他能满腔热情地办别人的事,同时又十分巧妙地安排自己的事。果弗古尔是一个普通钟表匠的儿子,他本人也做过钟表匠。但是,他的风度和他的才干召唤他走向另一个社会圈子,而他不久就进入了。他和当时驻日内瓦的法国代表克洛苏尔先生结识以后,两人十分要好。克洛苏尔在巴黎给他介绍了一些对他有用的朋友。他通过这些人获得了供应瓦莱州食盐的职务,每年可有两万利物儿的收入。他的运气总算不错了,在男人方面就到此为止,但在女人方面,则有应接不暇之势,他不能不加以选择,并且做到了如愿以偿。最稀奇、最值得敬佩的是,尽管他和各种身分的人都有交往,可是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人们都喜爱他,都欢迎他,他从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嫉妒和憎恨,我相信他这一辈子一直到死也没遇到过一个仇人。幸福的人啊!他每年都要到埃克司温泉浴场来,附近一带的上流社会的人全聚集在那里。他和萨瓦的所有贵族都有来往,他从埃克司到尚贝里来探望贝勒加德伯爵和伯爵的父亲安特勒蒙侯爵。妈妈就是在这位候爵家和他相识并将我介绍给他的。这种一面之交似乎谈不上什么友谊,其间又中断了多年,但是在我以后要叙述的场合中我们又见面了,并且成了莫逆之交。因此,我就满可以谈谈这位十分亲密的朋友了;但是,即使我不是出于任何个人利害关系而追念他,对于象他这样一个有吸引力的、得天独厚的人。我认为,为了人类的荣誉也是应该永志不忘的。这个十分可爱的人和其他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缺点,读者以后可以看到;但是,他如果没有这些缺点。说不定就不会那样可爱了。为了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也应该有些需要别人原谅的事情。
这个时期,我和另一个人也有过来往;这一来往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还不断地以追求世俗的幸福——这种追求在一个人的心中是多么难以混灭啊?——诱惑我。这个人就是孔济埃先生,他是萨瓦的绅士,当时既年轻又可爱,一时高兴想学音乐,更确切地说,要结识我这个教音乐的人。他除了具有艺术的天才与爱好以外,还有一种非常可亲的温柔性格,我十分看重有这种性格的人,所以不久我们就成了莫逆之交。正在我头脑中开始滋长着的那种文学与哲学的萌芽,只要稍一培养和激励就能完全发育起来,这时候,我在同他的交往中正遇到了这种培养和激励。孔济埃先生对音乐没有多大天赋,这对我说来却是一件好事,教课的时间完全消磨在练习音阶以外的事情上了。我们吃早点,闲谈,阅读新的出版物,对音乐则只字不提。当时伏尔泰和普鲁士皇太子的通信正名噪一时,我们常常谈论这两位著名人物。后者不久就登基了,当时已经部分地显露出他日后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另一位,当时所受的诋毁正如现在所受到的赞美,这使我们对他的不幸深感同情,这种往往与伟大天才俱来的不幸当时仿佛专钉住他似的。普鲁士皇太子年轻时很少幸福,而伏尔泰生来就象是一辈子不能享福的人。由于我们关心这两个人,于是也关心起和他们有关的一切。我们把伏尔泰所写的文章都读了,一篇也没有漏掉。我对他的作品所发生的兴趣,引起我要学会用优雅的风格写文章的愿望,于是我竭力模仿这位作家文章的绚丽色彩,他的作品的优美文笔已经使我入了迷。过了不久,他的《哲学书简》出版了。虽然这并不是他最好的著作,然而正是这些书信有力地吸引我去探求知识,这种新产生的兴趣。从此就一直没有息灭。
但是,我真正完全献身于知识的时机尚未到来。我的性情始终还有些轻浮,那种想东奔西跑的癖好并未消失,只是一有所减少,而且这时华伦夫人的生活方式还助长了这种癖好。对于我那喜欢孤独的性情说来,她这里可真是太乱了。每天都有一些陌生人川流不息地从各处到她这里来,我确信这些人所想的无非是各按自己的方式来欺骗她,这种情况使我日益感到住在这里真是一种苦刑。我自从在妈妈的信赖中接替了克洛德·阿奈的位置以后,我对于她的景况知道得更清楚了,那种每况愈下的情形使我感到恐慌。我曾无数次向她提出忠告,央求,恳请,发誓许愿,结果一概无效。我曾跪在她的脚下,再三向她说明正在威胁着她的灾难,竭力劝她紧缩开支,并提议首先从我身上开始,我向她说,在年轻的时候忍受点艰难,要比欠下很多债,到了老年陷入困境,受到债主们的逼迫强得多。她体会到我的满腔热诚,也和我抱有同感,她满口答应了我,说得恳切动人。但是,只要来一个无赖汉,她便立刻都忘掉了。在千百次证明我的忠告无效以后,除了闭眼不看我无力防止的灾难外,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既看守不住家门,只好离开这里去尼翁,日内瓦、里昂作一些短暂的旅行。这种旅行使我暂时忘却了内心的愁苦,但同时又由于我的花费而增加了产生愁苦的根由。我可以发誓,如果我节省开支真能使妈妈得到好处的话,我是情愿不花一文钱的。但是,我确实知道,我省下来的钱也要溜到那些骗子的手里去,所以我便利用她有求必应的弱点来和他们分享了。我就好象一只从屠宰场出来的狗,既然保不住那块肉,就不如叼走我自己的那一份。
出门旅行是不难找到借口的;单单妈妈的事也就有的是借口。她和各处都有来往,都有要接治或办理的事,这就需要委托一个稳妥可靠的人去办。她只愿意派我去,我也正希望出门,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过着一种东奔西跑的生活。这些旅行使我得以结识一些有用的人,他们以后都成了我的良朋益友。顺便提一下,有一个在里昂认识的佩里雄先生,就他对我表示的好感说来,我很后悔没有能继续和他来往。至于我和好心的巴里索结识的经过,等到适当的时候再谈。在格勒诺布尔,我认识了代邦夫人以及德巴尔东南谢议长的夫人,她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人,如果我能常去拜访她,她一定会对我发生好感的。在日内瓦,我认识了法国代表克洛苏尔先生,他常和我谈起我的母亲,虽然她已经去世很久了,往事仍在他心头索回。另外我还结识了巴里约父子,父亲把我叫作他的孙儿,他是一个令人非常喜欢与之交往的人,也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可尊敬的人物之一。在共和国的动荡期间,这两位公民参加到互相敌对的党派中去:儿子参加了平民党,父亲加入了政府党。当人们于一七三七年拿起武器的时候,我正在日内瓦,亲眼看到他们父子二人都全副武装从同一幢房子里走出来,父亲往市政厅方面走去,儿子则前往自己的集会地点,两人明明知道,两小时后一定会重新相遇,面对面站着并互相残杀起来,这种可怕的情景留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刻,以致我发誓:假如我恢复了公民权的话,我决不投入任何内战,并且永远不在国内用武力支持自由,既不用个人行动支持,也不用言论支持。我能够证明,我曾在一个极其微妙的情况下遵守了这个誓言,这种审慎的态度,我认为是应该得到赞许的。
那时候,我还没感到武装起来的日内瓦在我心里激起的这初期的爱国热情。由于一件应该由我负责的十分严重的事件,读者可以看出我离这种爱国热情还远着呢,这个事件我当时忘了谈它,现在却不该略而不谈了。
我的舅父贝纳尔前几年为领导建筑他所设计的查尔斯顿城前往卡罗来纳。他不久就在那里去世了。我那可怜的表兄也为效忠普鲁士王而捐躯,这样我的舅母就差不多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这种丧夫折子的损失,使她对我这样一个仅存的近亲增加了几分亲热。我到日内瓦去的时候便住在她家,闲来无事就翻阅舅父遗留下的书籍和文件。我发现了许多有趣的著作和别人料想不到的书信。我的舅母对于这堆破烂旧书是不太重视的,我愿意拿走什么就可以拿走什么。我只看中了两、三本由我的外祖父贝纳尔牧师批注过的书,其中有罗霍尔特的四开本的“遗著”,这本书的空白边上写满了非常精湛的注解,它使我对数学产生了爱好。这本书以后就一直放在华伦夫人的藏书之中,很可惜我没有把它保藏下来。除了这些书籍外,我还拿了五、六本手稿,唯一的一个印刷本,是著名的米舍利·杜克莱所写的一份文件,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可惜性情过于好动,遭到日内瓦官员们极为残酷的迫害,最近死在阿尔贝的城堡中,他被监禁在那里好多年了,据说是因为他曾参预了伯尔尼的阴谋事件。
这份文件是对日内瓦大而无当的筑城计划的一个相当正确的批评。该计划已经部分地付诸实施,一些专家由于不了解议会实行这个宏伟计划的秘密目的,曾对该计划极力加以讽刺。米舍利先生因不赞成这个计划,被筑城委员会开除了。然而他认为,不用说自己是二百人议会中的议员,就是以公民的资格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写了这个文件,并且轻率地印了出来,虽然并未发行。他只印了二百份,分发给议员,此项印刷品完全被邮局根据小议会的命令扣留了。我在舅父的文件中找到了这份文件以及他的答辩书,我把这份文件与答辩书都拿走了。我作的这次旅行是在我离开土地登记处以后不久,当时我和担任处长的果克赛里律师仍保持相当的交情。以后不久,关税局长请我作他儿子的教父,并且请果克赛里夫人作教母。这种荣誉简直使我晕头转向,我对同这位律师有了如此亲近的关系感到自豪,为了要显示自己能够当得起这样巨大的荣誉,我一定要装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的样子。
由于这种想法,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米舍利先生的印刷文件拿给他看,那的确是一份稀有的文件,很可以拿来向他证明我是属于知道政府机密的日内瓦的名人之列。但是,由于某种难以解释的谨慎动机,我没有把我舅父对这份文件的答辩书拿给他,也许因为那是一份手稿,而律师先生所需要的只是印刷品。然而,他非常了解我愚蠢地交给他的那份文件的宝贵价值。从此我就没能收回它,也没有再见到它。后来,我深信无论再费多大力气也要不回来了,使索性做了个人情,把他所强占的东西变成了给他的赠品。毫无疑问,他一定拿着这份十分稀奇而毕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文件到都灵宫廷大肆吹嘘去了,并且还一定会想尽办法要按照这个文件可能的售价来索取一大笔钱。所幸在未来的一切不测风云之中,撒丁王围攻日内瓦是一件可能性最小的事。可是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我由于愚蠢的虚荣心而把这个要塞的最大缺点透露给它的资格最老的敌人,这就成为一件应该永远自责的憾事了。
我就这样在音乐与医药,以及在制定种种计划和到各处旅行之间消磨了两三年,不断从这件事转向另一件事,不知道一定要干什么。然而,我对学问也渐渐发生了爱好,常去拜访作家,听他们谈论文学,有时自己也插上几句,但我与其说是对书中的内容有所了解,不如说是在玩弄书上的佶屈聋牙的词语。在我去日内瓦的时候。有时顺便去探望我亲爱的老友西蒙先生,由于他把他从巴耶或从哥罗米埃斯那里所得到的学术界的最新消息讲给我听。使我增高了求知的热情。在尚贝里我也常常和一位多明我会的修士见面,他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一个很和善的教士,他的名字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常常作一些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小试验。有一次,我曾打算学他的办法制造密写墨水,我在玻璃瓶里装了多半瓶生石灰、硫化砷和水,用寨子紧紧塞好,差不多就在同时瓶内剧烈地沸腾起来,我赶紧跑过去,想打开瓶塞,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瓶子象颗炸弹似的爆炸了,溅了我一脸。我咽了一口硫化砷和石灰的混合物,结果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命。以后,我当了六个星期的瞎子,从此我明白了,不懂物理实验的原理就不能乱动手。
这个意外事件对我的健康说来可真不是时候,因为最近一个时期我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坏了。我真不明白,我的体格本来很好,又没有任何过分的嗜好,为什么现在明显地一天天衰弱下去。我的体格相当魁梧,胸部也很宽,我的呼吸本应是舒畅的,然而我却经常气短,有时觉得很憋闷,不由地就发起喘来,而且有时心跳,有时吐血;后来,我开始经常发烧,而且一直没有痊癒过。我的内脏没有任何毛病,又没有作过任何有伤身体的事,为什么在青春时期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呢?
俗话说:“创毁剑鞘”。我的情况正是这样。我的激情给我以生命力,同时也伤害了我。或许有人问:哪些激情呢?一些不值一提的事,一些极端幼稚的事,但这些事却使我就象是要占有海伦,或者要登上统治世界的宝座那样激动起来。首先是关于女人的事。当我占有了一个女人的时候,我的感官虽然安定了,但我的心却依旧不能平静。在炽烈的肉欲的快感中,爱的需求在吞食着我。我有了一个温情的妈妈,一个亲爱的女友;但是我还需要一个情妇。于是我就将一个想象中情妇放在妈妈的位置上,为了哄骗我自己,我千百次地变换她的形象。当我拥抱着她的时候,如果我意识到躺在自己怀里的是妈妈,即使我拥抱得同样有力,我的欲望也会息灭;虽然我为妈妈的温存而落泪,我却享受不到快乐。肉欲的快乐啊!这是男人命中注定的一部分吗?唉!即使我这一生中只有一次尝到了爱的全部欢乐,我也不相信我这个孱弱的身体能够经受得住,我可能当场死去的。
因此,我终日受着这种没有对象的爱情的煎熬,也许正是这种爱情才更消耗精力。想到可怜的妈妈的境遇每况愈下,想到她那种不审慎的行为不久就必然要使她彻底破产,我忧心忡仲,焦灼万分。我那可怕的想象总是走在不幸事件的前面,不断向我描绘出那个极可怕的不幸的情景及其后果。我预见到,我将要为穷困所迫而必须离开我已为之献出生命、而且缺了她我就不能享受到生活乐趣的那个女人。我所以总是心神不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欲望和担忧互相交替地侵蚀着我。
音乐对我说来是另一种激情,虽然不十分炽烈,但也同样耗费我的精力,因为我对它也入了迷。我拚命钻研拉莫的那些难懂的著作,虽然我的记忆力已不听我使唤,我还是固执地加重它的负担。为了教音乐课我不断地东奔西跑;此外我还编写了一大堆乐曲,时常要通宵抄写乐谱。但是,为什么要提到这些经常性的工作呢?在我这轻佻的头脑中所想的一切蠢事,那些为时短暂、只占一天时光的爱好:一次旅行,一次音乐会,一顿晚餐,一次散步,读一本小说,看一出喜剧,所有这一切无须事先考虑安排就可以享受到的快乐或办得到的事情,对我说来都同样可以成为十分强烈的激情,当它们变得热烈可笑的时候,都能把我折腾得够呛。克利弗兰的虚构的不幸,(我曾疯狂地阅读《克利弗兰》一书,而且屡次中断、又屡次拾起来,)我敢说,比我自己的不幸更叫我难过。
有一个曾在俄国彼得大帝的宫廷里做过事的名叫巴格莱的日内瓦人,他是我见过的最无耻最荒唐的人。他经常装着一脑袋和他一样荒唐的计划,他把百万巨款说得易如反掌,而一无所有他也毫不在意。他有件纠纷要在元老院解决,所以到尚贝里来了,一来就把妈妈笼络住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慷慨地给妈妈拿出了他那许多一本万利的宝贵计划,而把妈妈仅有的那点银币一块一块地骗走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人,他也看得出来;对于我这样的人,看出我的心意当然是不难的。他不惜用种种卑鄙手段来巴结我。他会走几步棋,便提议教我下棋。我几乎是迫不得已才试了一试;刚刚学会了一点走法,我的进步就非常之快,第一局快完时,我就用他开始时让我的堡垒将了他的军。只这一下,我就变成了棋迷。我买棋盘棋子,买加拉布来的棋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再也不出门了。我日日夜夜进行钻研,努力把所有的布局都记在心里,不管好歹一个劲儿往脑子里装,自己跟自己片刻不停、没完没了地下起棋来。经过两三个月的苦练和不可想象的努力,我就到咖啡馆去了。那时我面黄肌瘦,差不多象一个傻子。我要试一试手,就和巴格莱先生再杀一场;第一盘我输了,第二盘我又输了,一直输到二十盘;我脑袋里的那些走法全乱套了,我的想象力也完全迟钝了,眼前的一切仿佛在云雾中一样。每逢我拿起菲里多尔或斯达马的棋谱,练习和研究各种布局时,结果还是和上次一样:由于极度疲劳而造成的精力衰竭,我的棋下得比以前更糟了。而且,就是我把棋暂时放下一个时期或者努力继续钻研,也总是和那第一次下棋一样,一点进步也没有。我的程度,始终是第一次下棋终局时那个程度。我就是再练习千百年,也不过是拿堡垒将巴格莱的军的水平而已,其他一点进展也不会有。大家一定会说,这个时间消磨得真好!不错!我的确用去了不少时间。我只是到了精力实在难以继续的时候,才放下了这最初的尝试。我从房间里出来时,简直象个从墓穴里出来的人,要是继续这样下去,恐怕也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们不难想见,象我这样气质的一个人,而且是在青年时期,要想保持健康确实是困难的啊!
身体的衰弱,也影响了我的情绪,使我那好作奇思异想的热情冷淡了一些。由于感到体力衰退,我变得比较安定了,一心只想旅行的热望也有所减低。我比以前喜欢呆在家里了,我感到的不是烦恼,而是忧郁。病态的敏感代替了激情,沮丧变成了悲伤;我时常无缘无故地叹息落泪,我觉得还没享受到人生的乐趣,生命就要逝去。想到我那可怜的妈妈行将陷入破产的凄惨境地,我心中十分难过;我敢说,我唯一悲伤的,就是我要离开她,使她处于一种凄凉的境地。最后,我完全病倒了。她用远胜过母亲对儿女的心肠来照料我,这对她本人说来,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不仅使她不再去关心她那各式各样的计划,同时还可以避开那些给她乱出主意的人。如果死亡在那时来临的话,那该是多么甜蜜呀!虽说我没享受到多少人生的幸福,但我也没有遭遇到多少人生的不幸。我那恬静的灵魂,可以在尚未痛感人间的不公正之前安然离去,这种不公正使生与死都受到了毒害。我堪以自慰的是,在我的同命者身上还保持着我的存在,这也就是虽死犹生啊。如果我对她的命运没有什么忧虑的话,我死的时候就会象安然入睡一样;而且这些忧虑的本身又由于有一个温柔多情的对象,痛苦也就减轻了。我常对她说:“你是我整个身心的保护者,你要让我感到幸福啊。”有两三次,在我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我夜里从床上爬起来,拖着有病的身子摸到她的房里,向她提出一些劝告,这些劝告,我敢说,都是非常正确和明智的,而最突出的一点还是我对她的命运的关切。眼泪好象是我的营养品和药物,我坐在她身边的床沿上,握着她的双手,和她一同洒下的眼泪,使我的精神又恢复起来了。这种夜间谈话有时长达几小时,当我回到自己屋子的时候,我觉得比去的时候好了许多。她对我许下的诺言,给我的希望,使我感到欣慰,一切烦恼都消失了,于是我就怀着听凭上帝安排的宁静心情安然地入睡了。假如我在这个时候死去,我是不会感到死亡是多么痛苦的。上帝呀,我这一生经历了多少人间恨事,经历了使我生活动荡不安的多少风暴,以致生命对我说来简直成了一种负担,但愿结束这一切的死亡来临的时候,它会象当年一样,不会让我感到更大的痛苦吧!
由于她的百般照顾、细心看护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关怀,她终于把我救活了,而且,的确也只有她能够这样做。我不太相信医生们的医疗,却非常相信一个挚友的照顾:同我们的幸福休戚相关的事情总是要比任何其他事情做得更好些。如果说生活中真有一种快乐的感觉,那一定是我们现在所感到的两人相依为命的那种感觉。我们相互间的爱恋并未因此而日益增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我们这种极质朴的爱恋中,却产生了一种令人说不出来的更亲密、更动人心弦的关系。我完全成了她的作品,完全变成了她的孩子,她比我的生身母亲还亲。我们不知不觉地已经谁也离不开谁了,我们的生命也仿佛糅合在一起了,我们不仅感到谁都需要谁,而且还觉得只要两人在一起就什么都满足了。我们已经习惯于不再考虑我们身外的一切事物,而把我们的幸福和一切愿望完全寄托在两人的互相占有中。我们的这种占有可能是人世上绝无仅有的占有;这不是我前面说过的那种一般爱情上的占有,而是某种更本质的占有,它不是基于情欲、性、年龄、容貌,而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切,除非死亡,就绝不能丧失的那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