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6)
神学院里有一个可恶的遣使会神父尽找我麻烦，因而我连他教我的拉丁文都讨厌起来。他有一头平滑而油亮的黑发，面包颜色的面孔，水牛般的声音，猫头鹰似的眼睛，胡须好象野猪鬃，微笑中带有恶意的讽刺，四肢一动好象木偶人。他那讨厌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是他那可怕而又令人肉麻的面貌却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一想到他就不寒而栗。我当时在走廊里遇到他的光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他彬彬有礼地拿他那顶沾满污垢的方帽向我摇晃，表示请我进他的房间，我觉得他的房间简直比监牢还可怕。这样一位教师和曾经当过我的老师的宫廷神父对比起来，该有多大的区别啊！
如果我再让这个怪物摆布两个月，我准会神经失常的。但是，和善的格罗先生看出了我的苦闷，那时我吃不下东西，一天天消瘦下来，他当时就明白了我苦闷的原因。这并不是很难解决的事情，他使我摆脱了那畜生的爪牙。并且，又来一个更鲜明的对比，他把我交给一个最温和的人：这个人叫加迪埃，是弗西尼地方的一个年轻教士，到这个神学院里来进修的。这个教士为了帮助格罗先生，我想也是出于仁爱之心，很愿意分出自己进修的时间来指导我的学习。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加迪埃先生更动人的相貌，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胡须近于赤褐色，他的风度和他家乡所有的人们一样，在憨厚的神色下蕴藏着很大的智慧。然而，他身上真正突出的是敏感、多情和热忱。他那双大蓝眼睛，具有亲切、温和和悲愁的混合情调，使得别人见了他，就不能不关心他。从这位可怜的年轻人的眼光和声音看来，简直可以说，他已经预知自己的命运，而且感到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受苦的。
他的性格和他的外貌非常吻合；他十分耐心，十分谦和，与其说他教我读书，不如说是和我共同学习。我很快就喜欢他了，因为他的前任已经为此打好了基础。然而，尽管他为我费了不少时间，尽管我们双方都很努力，而且他教得又很好，可是我无论怎样用功，进步还是很小。说起来真是奇怪，我虽然也有相当的理解能力，我却从来不能从老师那里——父亲和朗拜尔西埃先生是例外——学到什么东西。我另外的一些知识，都是我自学来的，这个以后就会清楚的。我那不能忍受任何束缚的思想不肯服从时间的限制；担心学不会的心情妨碍着我专心听讲：生怕由于自己不懂而让教我的人着急的心情促使我装懂，教的人一直往下教，我却什么也不懂。我想按自己的步调行动，不愿顺从别人的步调。
接受圣职的时刻到来了，加迪埃先生要返回本省，去当助祭教士。临走时候，我对他依依不舍，又是惜别又是感激。我对他的祝愿，也象对自己的祝愿一样，并未成为事实。几年以后，我听说他在一个教区中作副本堂神父的时候，和一个姑娘发生关系，生了一个孩子。那是他以一颗从来没有爱过任何女人的、非常温柔悱恻的心爱上了这个姑娘。这在一个管理得非常严格的教区里是一件震惊全区的最严重的事件。按照常例，神父只可以同已婚妇女发生关系生孩子。现在他犯了教规，被关进监狱，受到凌辱，并被驱逐出境。我不知道他以后是不是能恢复职务，但是，由于我同情他的厄运，这件事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在我写《爱弥儿》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件事，因此我就把加迪埃先生和盖姆先生合并在一起，把这两位可敬的神父作了“萨瓦副主教”的原型。我感到满意的是，我这种描写并没有玷污我所选择的原型。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奥博讷先生被迫离开了安讷西。这是因为执政官先生认为自己的妻子和奥博讷先生发生爱情是一件丑事。实际上这只是“园丁之犬”的作风；古尔维奇太太虽然是个可爱的女人，但是她的丈夫对她非常恶劣，由于山外人的怪癖，他认为她是没用的，并且对她非常粗暴，以致提出了分居问题。古尔维奇先生是一个恶汉，象鼹鼠一样阴险，象枭鸟一样狡猾，由于不断地招惹别人，结果，自己也被撵走了。据说普罗旺斯人是用歌曲向敌人报仇的，奥博讷先生用一出喜剧向自己的敌人报了仇；他曾经把这出喜剧寄给华伦夫人，华伦夫人拿给我看过。我很喜欢这个剧本，它使我也产生了写一个喜剧的念头：让人看看我是不是真象这位作者宣称的那样笨。不过，这个计划一直等我到了尚贝里后才实现，剧本叫《自恋的情人》。我在那个剧本的序言中曾经说我是在十八岁时写的，其实我是瞒了几岁。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我却产生了一些影响，并且在我已经把它忘掉了的时候，社会上还在纷纷议论。我得到允许每个星期外出一次；我怎样利用我的外出时间，那是用不着说的。有个星期日，我正在妈妈家里的时候，和妈妈的住宅毗连的方济各会的一间房子着火了。这间房子里有个炉灶，还堆满了干柴。没有多大时间，就都着起来了。妈妈的住宅非常危急，已经被风吹过来的火苗盖住了。人们不得不赶紧从屋子里往外搬东西，把抢救出来的家俱放在花园里。这个花园就在我以前住室的窗户对面，在我说过的那条小河那边。我当时惊慌万状，手里抓到什么东西，就毫不考虑地从窗口仍出去，甚至连平时我简直拿不起来的石臼也给扔出去了。要是没有人拦阻的话，一面大镜子也差一点被我扔了出去。那一天，正来拜访妈妈的好心的主教也没有闲着，他把妈妈带到花园里，同她以及所有在那里的人一起祈祷；我来晚了一会儿。看到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跪着，我也就和别人一样跪下了。正当这位圣者祈祷的时候，风向变了，而且变得非常突然，非常及时，正好使已经扑到房屋、眼看就要钻进窗口的火焰转到庭院的另一面去了，因此房子也就安然无事了。两年之后，德·贝尔奈主教去世了，他的老会友们——安多尼会的修士们为了给他举行宣福礼，开始搜集一些可以作为依据的材料。由于布戴神父的请求，我便把我刚才所说的事实作为见证附在这些材料里，这是我做对了的一面；但是错误的一面是，我竟把这件事说成是奇迹。我曾目睹主教在那儿祈祷，正在他祈祷时，风向变了，甚至变得非常及时，这是我所能说的和所能证明的。至于说这两个事实中，究竟是不是有一个是另一个事实的原因，这是我不该证明的，因为我不可能知道此事。但是，就我记忆所及，那时我是真诚的天主教徒，是不说瞎话的。我的非常合乎人情的对于奇迹的喜爱，我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主教的敬畏，以及由于我本人自以为对这个奇迹也许有所贡献而出自内心的骄傲，凡此种种都怂恿我犯了这个错误。总之，我敢肯定的是：如果这个奇迹确是热诚祈祷的结果，我当然也有一分功劳在内。
三十多年以后，我发表《山中书简》时候，我不知道弗雷隆先生怎么发现了这个证明材料，并且在他的评论中引用了它。应该承认这个发现是很幸运的，竟这样适逢其会，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
我到处碰壁。关于我的进步，加迪埃先生曾尽可能地作了比较有利的报告，但我的进步和我的努力仍然显得不成比例，这种情况也就无法鼓舞我继续学习下去了。因此，主教和神学院院长对我失掉了信心，又将我送回到华伦夫人那里去了，因为我连当神父的材料都不够。不过，他们还是承认我是个相当不错的小伙子，没有什么恶习：正是由于这个原故，尽管大家对我有那么多不利的偏见，华伦夫人却没有抛弃我。
我带着那本乐谱，胜利地回到了妈妈那里，这本书使我受益不小。我唱的《阿尔菲和阿蕾上斯》曲调，差不多就是我在神学院所学的全部东西。我对这种艺术的特别爱好，使她产生了要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家的想法；机会很好，她家里每星期至少要举行一次音乐会，指挥这个小音乐会的一位大教堂的乐师也时常来看妈妈。他是巴黎人，名叫勒·麦特尔，是一个优秀的作曲家，他非常活泼和快乐，还很年轻，外表很吸引人，才气却不甚高，不过总的说来是一个善良的小伙子。妈妈介绍我和他相识，我很喜欢他，他也不讨厌我。我们谈了一下膳宿费用的问题，双方很快就商妥了。简单地说，我搬到他家去了，并在那里过了一个冬天。特别愉快的是那儿离妈妈的住宅不过二十来步远，一忽儿就能到她家里，并常常同她一起吃晚饭。
不难想见，在音乐学校里跟音乐家和歌咏团的儿童们一起，终日过着愉快的歌唱生活，要比我在神学院里天天和遣使会的神父们一起快乐得多了。然而这种生活虽然自由，却跟神学院一样，是有规章制度的。我生来喜好自由，但却从不滥用自由。在整整六个月中，除了到妈妈家或到教堂去以外，我一饮都没有出过门，甚至也不想出去。这段时期是我一生中最平静的阶段，也是我回想起来最感到愉快的阶段。在我经历过的各种环境中，有一些使我感到非常幸福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还为之心旷神怡，好象仍然生活于其中似的。我不仅记得时间、地点和人物，而且还记得周围的一些事物，气候的温度，空气的气味，天空的色彩，以及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能得到的某种印象，这种生动的回忆仿佛又重新把我送到了那里。例如，音乐学校里所练习的一切曲子，合唱时所唱的一切歌词，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教士的美丽而华贵的法衣，神父的长袍，歌咏队员的四角帽，乐师的面容；一位吹低音巴松管的瘸腿老木匠，一位拉小提琴的矮个子的金栗色头发修士；勒·麦特尔先生放下佩剑后，在他的世俗服装上披上一件旧黑袍，再穿上一件好看的小白衣到经楼去；我带着骄傲的心情拿着一管长笛坐在乐台上，准备演奏勒·麦特尔先生特意为我作的一小段独奏曲，心里想着奏完以后的盛馔，会餐时的那种好胃口。这种种事情，成百次生动地重现在我的脑际，使我感到无穷的愉快，可以说，和当时所感到的一样快乐，甚至比当时还要快乐。我对于以宛转悠扬的声音奏出的《美丽的繁星之神》乐曲中的某一曲调一直怀有最缠绵的亲切之感，因为在降临节的一个星期日，天还没亮，我正睡在床上，听见人们按照当地教堂的仪式，在圣堂的石阶上唱这首赞美歌。妈妈的贴身侍女麦尔赛莱小姐懂得一点音乐，我永远也忘不了勒·麦特尔先生叫我跟她一起唱的那首叫《请献礼》的合唱赞歌，当时她的女主人是那样高兴地听着。总之，所有这些，甚至连那位常被歌咏团的儿童惹得生气的好心肠的女仆佩琳娜，我都记得。这种对幸福的天真时代的回忆，常使我陶醉，也使我忧伤。
我在安讷西住了将近一年，没有受到一点责难，不论谁都对我很满意。我自从离开都灵以后，就没有再做蠢事了；只要是在妈妈的眼前，我是绝不会作蠢事的。她引导我，而且一直是很好地引导着我。我对她的依恋成了我唯一的欲望，然而这不是一种疯狂的欲望，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我的心灵使我的理智得到了加强。真实的情况是，这种单一的情感吸收了我的全部才智，弄得我什么也没有学好，甚至连我尽了一切努力去学的音乐也没有学成功。但是，这也不怨我，我是全心全意、勤勤恳恳地去学的。只是我的思想不能集中，总是出神，总是叹气，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什么办法呢？为求进步，凡是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做了，可是，要让我再干新的蠢事，只须有人来引诱我一下就够了。这个人出现了，天造地设的巧遇促成了这样的机会，读者在下面可以看到，我那疯狂的头脑又抓住了它。
二月的一个夜晚，天气很冷，我们正围着炉子烤火，听到有人敲街门。佩琳娜拿着提灯走下楼去，门开了，一个年轻人和她一齐走了进来，上了楼。他露着从容不迫的神情走到我们面前，并向勒·麦特尔先生说了几句简短而文雅的客气话，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法国音乐家，由于经济困难，希望在教堂里干点杂务，挣点儿路费。勒·麦特尔先生一听到法国音乐家这几个字，他那题善良的心就真地被感动了，因为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艺术。他接待了这个年轻的过路客人，留他住宿；显然，这是客人求之不得的，所以没有怎样表示客气就留了下来。在他一边烤火一边聊天等候开饭的时候，我对他作了一番观察。他的身材矮小，肩膀却很宽，我虽然看不出他的身体上有什么特别畸形的地方，却总觉得它有些不匀称；他可以说是一个平肩膀的伛偻人，腿显得有一点瘸。他穿着一件黑色上衣，虽不算很旧，但却穿得破烂不堪，简直可以说会往下掉碎片儿。他的内衣非常考究，而且还有镶着花边的华丽袖口，已经很脏了，腿肚上绑着腿套，每只腿套里差不多都可以放进他的两只腿，腋下挟着一顶小帽子，是备遮雪之用的。然而，在这种令人发笑的装束中倒有几分高贵的气派，他的态度也给人以同样的感觉，他的面貌清秀可爱，口齿伶俐，就是不太端庄。这一切都标志着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放荡青年，他不象一个讨饭的乞丐，却象一个滑稽丑角。他对我们说他名叫汪杜尔·德·维尔诺夫，他从巴黎来，迷了路，并且好象有点儿忘了他的音乐家身分，又说，他要到格勒诺布尔去看他的一个在国会里的亲戚。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谈起了音乐。他对音乐很内行，他知道所有的著名演奏家，所有的名曲，所有的男女演员，所有的漂亮女人，所有的大贵族。似乎别人提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但是，一个话题刚刚开始，他就插科打诨，搅乱了谈话，让人大笑一阵，随后连刚才说的是什么都忘了。那一天是星期六，第二天在教堂里要演奏音乐，勒·麦特尔先生请他去参加那里的演唱，他回答说：“十分高兴。”问他哪一个音部，他回答说：“男高音……”说完就立刻把话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在进教堂以前，有人把他要唱的歌谱给了他，让他先熟悉一下，可是，他连看都不看。这种骄傲的态度使勒·麦特尔吃惊了，他在我耳边说：“你看吧，他连一个音符都不会。”我回答说：“我也真担心。”我怀着不安的心情随他们一同去了。音乐会开始了，我的心跳动得非常厉害，因为我对他十分关心。
但是，很快我就放心了，他唱了两个独唱，不仅节奏准确，而且十分有味，另外，他的嗓音也非常漂亮。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惊喜过。弥撒后，汪杜尔先生受到了许多教士和乐师们的赞扬，他以谐趣横生的话作了答谢，态度始终非常动人。勒·麦特尔先生出于至诚拥抱了他，我同样也拥抱了他。他看到我非常愉快，因而似乎也很高兴。
我敢肯定，大家会认为，象巴克勒先生那样，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粗人，也还曾使我迷恋过，现在，这样一位既有教养，又有才能，为人机智，有处世经验，而且又可以被看作是位可爱的荡子的汪杜尔先生，当然更能使我为之倾倒了。事情正是这样。我想，不论是哪一个青年，处在我的地位都会象我这样爱慕如狂的；特别是一个人，越是具有赏识别人特长的能力，越是对别人的才能表示爱慕，就越容易象我这样行动。汪杜尔先生有这种特长，这是无可争辩的，他有一种象他那样年龄的人极少有的特点，那就是决不急于显示自己的学识。不错，他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大吹特吹，但是对自己知道的事情——他知道的还真不少——却一字不提：他在等待表现的机会；由于他并不急于显露自己，因此效果更大。由于他对所谈到的每件事都是开一个头就不谈了，别人也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把他的本领完全表现出来。他在谈话中是那样逗笑和诙谐，有时显得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有时又充满了魅力，他常保持着微笑，但从来不大笑，最粗鲁的事，他也能说得很文雅，让人听得顺耳。甚至那些最正派的女人，对于自己居然能忍受住他的话，事后也感到十分惊奇。她们明明知道应该生气，可就是没有生气的力量，要生气也生不起来。他所需要的只是些淫荡的女人；我认为他自己不会搞些什么风流艳事，但是在交际场中，他生来是为了给那些有风流艳事的人添加无限乐趣的。他既具有那么多讨人喜欢的才能，又是在一个不仅了解这种才能而且还爱慕这种才能的地方，要他长期把自己局限在音乐家的圈子里，那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我喜欢汪杜尔先生，其动机是更为理智的，结果也就没做出什么荒唐的事来，虽然我这次对他的感情比上次对巴克勒先生的感情更激烈和持久一些。我喜欢和他见面，喜欢听他说话，他所作的一切我都认为可爱，他所说的一切我都看作神谕；但是，我对他的爱慕并没有达到离不开的程度。因为我身旁有个很好的屏障，绝不致发生越轨的事。再说，虽然我认为他的处世格言对他非常好，我总觉得那些格言在我身上并不适用。我所需求的是另一种乐趣；关于这种乐趣，他完全没有想到，而我又不敢跟他说，因为我知道一说出来他准定要讥笑我。然而，我却愿意把我对他的爱慕和支配着我的另一种激情调和在一起。我非常热烈地在妈妈面前谈到他，勒·麦特尔先生也极口称赞他，因此妈妈同意让我把他引见给她。但是，这次会面毫无成就，他认为她装模作样，她却认为他放荡不羁。妈妈还为我有这样不规矩的朋友而担心，她不仅不准我再把他带来，还竭力对我说明和这个年轻人交往有多大危险；这样我才变得谨慎了一些，没再胡闹下去。好在以后不久，我们也就分离了；这对我的品行和我的思想来说，真是万幸。
勒·麦特尔先生对自己的艺术的兴趣很浓，他还好喝酒。虽然他吃饭的时候很有节制，但是，他在屋子里工作的时候，就非喝不可。他的女仆很了解他这种爱好，只要他把作曲的稿纸放好，把大提琴拿在手中，酒壶和酒杯立刻就送了上来，而且还不时地喝完一壶又换一壶。虽然他从未酩酊大醉过，却几乎总是醉醺醺的；老实说，这真可惜，因为他本质上是个极好的小伙子，又十分活泼，连妈妈乎常都只叫他“小猫”。他喜爱自己的艺术，工作很繁重，可是，酒喝的也不少。这不仅损害了他的健康，还影响到他的性情：他有时疑心重重，而且易于发怒。他无论对什么人，从没有粗言粗语，从不失礼，就是对歌咏团里的一个孩子也没说过一句难听的话；但是，他也不容许别人对他失礼。这当然是公平的。不幸的是，他看事不太清楚，分不清别人说话的语气和性质，以致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起火来。
过去很多王公和主教都以能参预其事为无上荣耀的历史悠久的日内瓦主教会，如今在流亡中虽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却还保持着它的庄严。参加者必须是一个贵族或索尔朋的博士。如果有什么情有可原的骄傲，那就是除了由于个人的功绩产生的骄傲外，还有由于出身而产生的骄傲。再说，教士们对待他们所雇用的俗人，都是相当骄傲的。那些主教会的成员们对待可怜的勒·麦特尔也往往是这样。尤其是那位名叫德·维栋讷的领唱的神父，虽然一般说来是相当有礼貌的，但是由于对自己的高贵身份过于自满，他对待勒·麦特尔的态度，并不总是按照勒·麦特尔的才能给予应有的尊敬，而勒·麦特尔也不甘忍受他的这种轻蔑。在这年的受难周期间，主教照例宴请当地的会员，勒·麦特尔一向是在被邀请之列；席间，勒·麦特尔和德·维栋讷发生了比平日更为激烈的争执。那位领唱的神父对勒·麦特尔作出了越礼的举动，并且说了几句令他忍受不了的难听的话；勒·麦特尔立即决定第二天的夜间离开此地。虽然在他向华伦夫人告别的时候，华伦夫人对他进行了百般劝解，也丝毫未能使他改变主意。正在特别需要他的复活节期间，他突然走开，使那些专横无礼的人感到为难，这种报复的愉快他是不能放弃的。但是，他自己也有困难，他想带走自己的乐谱，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些乐谱足足装满了一大箱子，分量相当重，不是用胳膊一挟就能走开的。
妈妈做的事，是我处在她的地位也一定会做的，即使到现在我也会这样做。为了挽留他，她费了很大劲，后来见到劝说无效，他无论如何非走不可，便决定尽可能来帮助他。我敢说，她这样作是应该的，因为勒·麦特尔曾不顾一切为她效劳过。无论是在他的艺术方面，或者是在照顾她本人方面，他是完全听从妈妈吩咐的，而且，他按妈妈旨意办事的那种热诚，使他的殷勤效劳具有一种新的价值。因此，她现在对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在紧要关头对一个朋友三四年来零零星星替她所做的一切事情一种总的报答罢了；但是，她有一颗高贵的心，在尽这种义务的时候，用不着去想这是为了了结自己的一番心愿。她把我叫来，吩咐我至少要把勒·麦特尔先生送到里昂，并且跟我说，只要他还需要我帮忙的话，不管时间多么久，也要一直跟随着他。后来，她曾对我坦白地承认过，她有意使我远远躲开汪杜尔和她如此安排有很大的关系。为搬运箱子的事，她跟她忠实的仆人克洛德·阿奈商量了一下。按他的意见，不要在安讷西雇驮东西的牲口，因为那一定会被别人发觉的，最好是在天黑的时候抬着箱子走一段路，然后在乡村里雇一匹驴子把箱子一直驮到色赛尔，我们到那里就没有什么可冒险的了，因为那儿是在法国境内。这个意见被采纳了，我们当天晚上七点钟动身，妈妈借口给我拿路费，往那可怜的“小猫”的小钱袋里添了一些钱。这真给他帮了不少忙。克洛德·阿奈和我尽了最大的力气把箱子抬到邻近一个村子，在那里雇了一匹驴子把我们替换下来，我们当夜就到了色赛尔。
我想我已经谈过，我有时是那样不象我自己，大家简直可以把我当作另外一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看待。这里就是一个例子。色赛尔的本堂神父雷德莱是圣彼得修会的成员，所以也认识勒·麦特尔先生，因此，他是勒·麦特尔最应该躲避的人之一。可是我的意见却相反，我主张去拜访他，找一个借口要求住宿，就仿佛是得到主教会的同意去那里的。勒·麦特尔很欣赏我这个主意，因为可以使他的报复既有嘲弄意味，又能令人绝倒。于是我们就厚着脸皮去见雷德莱先生了，他很好地接待了我们，勒·麦特尔对他说，他是受主教的委托到贝莱去指挥复活节的音乐演唱的，还说几天后回来时还打算从这里路过；而我呢，为了支持这个谎言，又穿插了很多假话，而且诌得头头是道，以致雷德莱先生觉得我是个漂亮孩子，对我大表好感，百般抚爱。我们吃得不错，住得也不错。雷德荣先生简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佳肴招待我们才好。分别的时候，象最亲密的朋友那样，约定在回来的时候还要多住一些时间。刚一等到只有我们俩的时候，我们就大笑起来，我坦白地说，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件事来还忍不住大笑，因为我实在没有想到我们说假话会说得这么好，而这个恶作剧会这样成功。要是勒·麦特尔先生不是一个劲儿地喝酒，并且满嘴胡说，还发了两三次老毛病的话，这件事会使我们笑一路的。他那个老毛病后来常发作，很象羊痫风。这种情况可叫我十分为难，也把我吓坏了，因此，我就想到最好想个办法尽快摆脱开他。
我们真象对雷德莱神父所说的那样到贝莱去过复活节。虽然我们是不速之客，却也受到了乐队指挥和所有的人的极大欢迎。勒·麦特尔先生的那一行业是很受人尊重的，他也真不愧是个受人尊重的人。贝莱的乐队指挥对于自己最好的一些作品是很自负的，竭力争取这位优秀的鉴赏家的称赞，因为勒·麦特尔先生不仅是个行家，而且公正无私，不嫉妒人，也不低声下气地奉承人，他比那些外省的乐师要高明得多，他们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不把他看作自己的同行，而把他看作自己的指挥。
我们在贝莱非常愉快地度过了四五天以后，便又动身继续我们的旅程，除了我在上面说过的那种事情以外，没有发生别的意外。到了里昂以后，我们下榻于圣母旅馆，同时等着我们的乐谱箱子，因为我们用另一个谎言托好心的保护人雷德莱神父打发人把它送到罗讷河的船上去了。在这个时候，勒·麦特尔先生去拜会他的朋友，其中，有方济各会的加东神父，关于他的事我以后再谈，有里昂的伯爵——多尔当神父，这两人都很好地接待了他，但是，他们揭穿了他的谎言，下面就要谈这件事；他的那步好运在雷德莱神父那里算是走完了。
我们到了里昂两天之后，当我们正从离下榻的旅馆不远的一条胡同经过的时候，勒·麦特尔先生的病又发作了，这一次闹得非常厉害，可把我给吓坏了。我大叫起来，呼喊救人，并且说出了他所住的旅馆名称，请求大家把他送到那里去。随后，正当许多路人向一个失去知觉、口吐白沫、倒在街中心的人围拢起来急忙进行救护的时候，他所能依靠的唯一的朋友竟把他抛弃了。趁没有任何人注意我的时候，我溜到胡同口，一拐弯就不见了。上帝保佑，我可把这第三个难以出口的坦白写完了。假使我还有许多象这样的事要坦白的话，我就只好放弃我已经开始的这本著作了。
我上面所谈的一切，在我所住过的地方都留了一些痕迹，但是，下一章里我要谈的，差不多完全是人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了。那是我一生中所干的最荒唐的一些事情，幸运的是，它们并未带来严重的后果。那时，我的脑子里好象响起了一种外来乐器的调子，完全超出了原来的音调。它是自动地恢复正常的，于是我便停止了自己的荒唐行为，或者至少是只干了一些比较适合我的本性的荒唐行为。我青年时代的这段时期，是我的回忆中最模糊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几乎没有发生一件打动我心弦的事，足以使我能够清晰地回忆起来。那时候，经过那么多的来来往往和接二连三的迁移，很难不在时间或地点方面有些张冠李戴的地方。我是完全凭记忆来写的，既没有足资证明的日记和文件，也没有使我能把事情回忆起来的材料。我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有一些好象刚发生时那样清楚，但是，也有一些脱漏或空白，我只好用象我的模糊的回忆一样的模糊叙述将它们填补起来。所以，有的地方我可能写错了，尤其是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在我自己没有找到确实的材料以前，我可能还要写错，但是，关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我深信我是正确而忠实的，今后我仍将努力完全做到这一点，读者尽可放心。
我一离开勒·麦特尔先生，我就打定主意再回到安讷西去。当初我们动身的起因和秘密，曾使我对于我们的安全问题十分担忧，这种担忧有几天完全占据了我的心灵，转移了我的回家的念头；但是，当我意识到没有什么危险的时候，我那占统治地位的感情就又恢复过来了。任何东西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任何东西也引诱不了我，除了希望回到妈妈身边外，再也没有别的心思了。我对她的那种依恋是如此真挚而情意绵绵，因而铲除了我心里一切空想的计划和一切荒诞的野心。除了生活在她身边，我看不到还有别的幸福，我每远走一步就觉得自己离这种幸福远了一些。所以，我一有回去的可能，马上就返回安讷西了。我这次回来是那样匆促，我的心思又是那样恍惚，虽然我对于所有其他次的旅行都存有饶有趣味的回忆，而对这次回来的情况却连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我只记得从里昂动身和到达安讷西，除此以外，我什么也记不得了。请大家想一想，我对这最后一段时间的事情是不是应该忘得干干净净吧！我回到了安讷西，却没有看到华伦夫人。她已经到巴黎去了！
我始终没有弄清楚她这次旅行的秘密。我确信，如果我追问她的话，她一定会对我说的；但是，没有比我这个人更不愿意打听朋友的秘密了。我只考虑眼前，眼前的事情充满了我这颗心的容量与空隙，除了可以成为我今后唯一享受的那些过去的欢乐以外，我心里没有一点空隙来容纳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从她对我所谈的一点情况来推测，这是由于撒丁王的退位在都灵引起了混乱，她怕这时候没人再注意到她，因而想利用奥博讷先生的暗中活动从法国宫廷方面获得同样的利益。她有几次亲口对我说，她宁愿从法国宫廷方面获得接济，因为法国宫廷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可以使她不致受到令人不快的监督。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奇怪了，她回来以后，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冷遇，而且始终不断地领取她的年金。有不少人认为，她是负有秘密使命去的。不是受了主教的委托去办一件本来应由主教本人到法国宫廷去办的事，就是受了比主教更有权势的人的委托，所以她归来以后才得到了很好的待遇。如果是这样，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女使节的人选是很不错的，当时还年轻和美丽的华伦夫人是具备从谈判中取得胜利的一切才能。
第四章
我回到了安讷西，但是却没有见到她。可以想象，我当时该多么惊讶，多么痛苦！这时候我开始后悔不该怯懦地丢开了勒·麦特尔先生；当我听到他的不幸遭遇的时候，我心中更加懊悔了。他那乐谱箱子是他的全部财产，为了抢救这个宝贵箱子，我们曾经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可是一运到里昂，多尔当伯爵就吩咐把它扣留了，因为主教会事前曾把这当作秘密携物潜逃写信通知了伯爵。勒·麦特尔先生对于他的财产，他的生活之道，他一生辛勤劳动的结晶，虽然再三要求归还，但是没有结果。这只箱子的所有权问题，至少应该经申诉讼来解决，可是并没有经过任何诉讼程序，这件事就按照强者的法律作了决定，于是，这位可怜的勒·麦特尔就失去了他艺术天才的果实，早年的心血，晚年的财源。
当时我所受到的打击沉重得无以复加。但是，在我那个年纪，我是不会过分忧愁的，我不久就想出了一套自我宽慰的办法。我希望不久就可以得到她的消息，虽然我不知道华伦夫人的住址，她也不知道我回来。至于我抛开勒·麦特尔这件事，总地说来，也算不得是多大罪过。勒·麦特尔先生逃走的时候，我帮了忙，这是我能为他效劳的唯—一件事。即使我同他一起住在法国，我也治不好他的病，也不能保住他的箱子，除了给他增加开支外，对他没有一点帮助。这就是当时我对这件事的看法，现在我是不这样看了。在刚干完一件丑事的时候，我们心里并不觉得怎么难受，但在很久以后，当我们想起它时，它还要折磨你，因为丑事是永远不会从记忆中消失的。
为了得到妈妈的消息，我唯一能够做的，那就是等待。巴黎地方那么大，到哪儿去找她呢？再说，拿什么当路费呢？想要迟早打听到她在哪里，没有比安讷西更稳妥的地方了。所以我就留了下来。然而我那时的行为却很不好，我没去拜访那位曾经照拂过我并且还能继续照拂我的主教，此时我的女保护人不在他旁边，我怕他谴责我们私自逃走的事。我更没到修道院去，因为格罗先生已不在那里了。总之，我没去访问任何熟人。说真的，我倒很想去拜访一下执政官夫人，但是我一直没敢去。比这些事做得更不对的是：我又找到了汪杜尔先生，这个人，虽然我非常欣赏，但是自从出走以来，我一次也没有想过他。别后重逢，他在安讷西已经是个赫赫有名、到处受欢迎的人物了，贵妇人们都争着招待他。他这种成功更使我晕头转向了，那时我只知道有汪杜尔先生，他甚至使我连华伦夫人也要忘掉了。为了便于向他请教，我提议和他住在一起，他也同意了。他住在一个鞋匠家里，这个鞋匠是个谈吐诙谐和好逗乐的人，他用土话叫他妻子“骚娘儿们”，除此以外没有别的称呼，这个名称对她说来也还算恰当。他和她时常争吵，这时汪杜尔就站在一旁，看来象是在劝解，实际上只是使他们吵得时间更长一些。他用他那普罗旺斯口音向他们说些挑逗的话，经常收到极大的效果：他们越吵越凶，让人忍不住大笑起来。整个上午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到了二三点钟，我们才吃一点什么；然后汪杜尔便到他常去的交际场中。并在外面吃晚饭，我则独自一个人去散步，心里想着他那出奇的才干，羡慕和赞美他那稀有的本领，同时诅咒自己的厄运，为什么不让我也过他那种幸福的生活。我对生活是多么不了解啊！如果我不这么愚蠢而懂得怎样行乐，我的生活将会快活百倍的。
华伦夫人出门时仅带走了阿奈，而把我前面谈过的那个贴身使女麦尔赛莱留在家里，她仍住在夫人的那套房间里。麦尔赛莱小姐比我稍微年长一些，长得虽不怎么美，却相当可爱，是一个毫无坏心眼儿的弗赖堡人。她除了偶尔有点不听女主人的话以外，我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缺点。我常去看她。我们算是老相识了，由于我一看到她，就联想到一个更爱的人，所以我也就爱她了。她有几个女友，其中有一个叫吉萝小姐的日内瓦姑娘，活该我倒霉，爱上了我，她总逼着麦尔赛莱领我到她家里去。我因为喜欢麦尔赛莱，又因为在那里还有几位我很愿意见的年轻姑娘，也就听任她领我去了。吉萝小姐对我百般挑逗，但是，我对她简直腻烦透了，当她那张干瘪而又被西班牙烟草染黑了的嘴唇凑近我的脸时，我真忍不住要吐她一脸唾沫。但我竭力耐住性子，除这点不快而外，我很喜欢跟那些姑娘在一块。她们也许是为了讨好吉萝小姐，也许是为了讨我的欢心，每一个人都争相对我表示好感。所有这一切，我只当作是友谊。自那以后，我有时在想，当时只要我愿意，是可以把这些看作是比友谊还深一步的表示的。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这种心思，我也想不到这些。
再说，女裁缝、使女、小女贩都不怎么叫我动心。我需要的是贵族小姐。各人有各人的幻想，我的幻想一直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我跟贺拉斯的想法不同。然而，这决不是羡慕出身与地位的虚荣心理在作祟；我喜欢的是保养得比较柔润的肤色，比较美丽的手，比较雅致的服饰，全身给人一种轻盈飘逸、一尘不染之感，而且举止要比较大方，谈吐要比较优雅，衣裙要比较精美，剪裁得比较得法，鞋要比较小巧玲珑，丝带、花边和头发的颜色陪衬得要比较美观。一个女人，如果具备了这一切，就是长得差一些，我也是偏爱她的。我自己有时也觉得这种偏爱十分可笑，但是，我的心不由自主地就产生了这种偏爱。
真想不到，这种良好的条件居然又出现了，是否能够享受仍然要看我自己了。我是多么喜欢不时地又突然回到青年时代那种快乐的时刻啊！这些时刻是多么甜蜜！又是多么短促、多么难得、而我却是多么容易地享受到了啊！哦！我只要一想起那些时刻，心里就感到一种纯粹的快乐，我正是需要有这种快乐来恢复我的勇气，以便忍受得住晚年的烦恼。
有一天，黎明的景色十分美丽，我赶紧穿上衣服跑到野外去看日出。我尽情地享受了这种快乐，那是圣约翰节以清的那个星期。大地披上了华丽的衣装，花草遍地，色彩斑斓；夜莺啼春已近尾声，唱得仿佛格外卖劲；百鸟用大合唱送别残春和迎接美丽夏日的降临。这是我这样的年纪不可再见的一个美丽的日子，是我现在居住的这块凄凉的土地上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天。
我不知不觉地走出了城市，暑热不断上升，我沿着一个小山谷的树荫下踽踽独行，有一条小溪从旁流过。这时后面传来了马蹄声和少女的喊叫声，她们似乎遇到了什么困难，但是，那尽情的欢笑声并未有所收歙。我回过头来，听见她们正喊着我的名字，我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我认识的两位姑娘：葛莱芬丽小姐和加蕾小姐。她们骑马的技术并不高明，不知怎样让马涉过小溪。葛莱芬丽小姐是个十分可爱的伯尔尼姑娘，因为在家乡作了一些在她那种年龄易于做出来的蠢事而被赶了出来，她便效仿起华伦夫人的榜样。我在华伦夫人家里见过她几次。她可不象华伦夫人那样领有一份年金，不过她的命运总算不错，得到了加蕾小姐的欢心。加蕾小姐和她很投机，请求母亲同意她在没有找到职业以前给自己做做伴。加蕾小姐比葛莱芬丽小姐小一岁，而且比葛莱芬丽更美些，她的举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娴雅大方，同时她还有一副发育得很好的优美身段，这是一个少女所拥有的最大魅力。她们情致绵绵地相爱，而且，从两个人的温柔性格上说，要是没有情人来干扰她们，这种亲密的友谊关系一定会保持很久的。她们对我说，她们要到托讷去，那里有加蕾夫人的一个古堡，她们自己不会驱马过河，求我帮帮忙。我想用鞭子从后面赶，她们怕我被马踢着，又怕自己给摔下来。于是我就采取了另一种办法，我拉住加蕾小姐的马经绳，牵着它过了河，另一匹马也毫不费事地就跟着过来了，但我的衣服却因此湿过了膝盖。完事以后，我想和两位小姐告别，然后象个傻瓜似的走开。但是，她们俩低声地说了几句话以后，葛莱芬丽小姐就向我说：“不行，不行，我们不能这样放你走，你为了帮我们，衣服都弄湿了，我们要是不给你把衣服弄干，那是过意不去的，请你跟我们一起走吧，现在你已经是我们的俘虏了。”我的心怦怦直跳，一双眼睛盯着加蕾小姐。她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笑着补充说；“是呀，是呀，战俘，快上马，骑在她的后边，我们要拿你去做个交代。”“不，小姐，我不曾有幸认识您的母亲，她看到我会说些什么呢？”葛莱芬丽小姐接口说：“她的母亲不在古堡，除了我们俩以外，没有别人；我们今天晚上还回来，到时候你再和我们一块回来吧。”
这几句话在我身上发生的效果比电还快。我跳到葛莱芬丽小姐的马上的时候，欢喜得浑身在颤抖。而且，为了能够骑得稳，我不得不搂着她的腰，这时，我的心跳得那样厉害，连她都感觉出来了。她对我说，她因为害怕掉下去，自己的心也跳得很厉害。拿当时我身子的位置来说，这几乎可以说是邀请我摸一摸她的心是不是果真在跳，但我始终没敢那样做。一路上，我只是一直用我的两只胳膊给她当腰带，勒得的确很紧，可是一点儿也没有挪动。有的女人读到这里，也许很想打我几个耳光，这是有道理的。
旅行中的快活，少女们喋喋不休的谈话，也大大刺激了我好说话的毛病，因此一直到晚上，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没有片刻住过嘴。她们尽量不让我拘泥，于是我的舌头和我的眼睛全都说起话来了，虽然这两者所表达的意思不一样。只有那么一阵儿，在我和这一位或那一位姑娘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谈话才有点儿不太自然，不过，离开的那一位马上就会回来，始终没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摸清彼此发窘的原因。
到达托讷以后，我先烘干自己的衣服，接着我们就吃早点。随后最主要的一件事便是准备午饭。两位小姐做饭的时候，不时地丢下自己的工作去吻佃户们的孩子，我这个可怜的帮手怀着难以忍受的心情只好在一旁瞧着。吃的是早就从城里送去的，做一顿丰盛午餐的东西应有尽有，尤其是点心更丰富；美中不足的是忘记把酒带来了。对于不大喝酒的小姐们来说，这本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我却感到遗憾，因为我还指望喝点酒壮壮胆子。她们对此也深感不悦，也许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吧，不过，我不相信是这样。她们那种活泼而可爱的高兴劲儿，简直是质朴、天真的化身；再说，她们俩和我还能出什么事呢？她们派人到附近各处去找酒，但是一点也没有找到，因为这个地方的农民非常俭朴和穷困。她们向我表示歉意；我对她们说，不要为此过分为难，她们不用酒就会把我灌醉的。这是我那天敢于向她们说的唯—一句献殷勤的话，但是，我认为这两个调皮姑娘一定看得很清楚，这不是一句空话。
我们在佃户的厨房里吃午饭，两位女友坐在一张长桌子两头的凳子上，她们的客人坐在她们中间的一只三条腿的小圆凳上。这是多么美的一顿午餐啊！这又是多么迷人的一段回忆啊！一个人付出那么一点点代价就能享受那样纯洁、那样真实的快乐，何必还去寻找别的欢乐呢？就是在巴黎的任何地方也不会吃到这样的午餐。我这话不是单单指它带来的欢乐与甜蜜，也是指肉体上的享受。
午饭后，我们采取了一项节约措施：我们没喝掉早餐留下的咖啡，而把咖啡跟她们带来的奶油和点心一起留待下午吃茶的时候。为了促进我们的食欲，我们还到果园里去用樱桃来代替我们午餐的最后一道点心。我爬到树上，连枝带叶地一把把往下扔樱桃，她们则用樱桃核隔着树枝向我扔来。有一次，加蕾小姐张开了她的围裙，向后仰着脑袋，拉好等着接的架式，而我瞄得那样难，正好把一束樱桃扔到她的乳房上。当时我们是怎样哈哈大笑啊！我自己心里想：“为什么我的嘴唇不是樱桃！要是把我的两片嘴唇也扔到那同样的地方，那该有多美啊！”
这一天完全是在无拘无束的嬉笑中度过，但是，我们却始终规规矩矩。没说一句暧昧的话，也没开一句冒失的玩笑，而且我们这种规规矩矩决不是勉强的，而是十分自然，我们心里怎样想，也就怎样表现出来。总之，我十分拘谨（别人可能说我这是愚蠢），以至我由于情不自禁而做出的最大的放肆行为就是吻了一次加蕾小姐的手。说真的，当时的情况正好使这种小小的优惠具有了特别的价值。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的呼吸感到急促，她也不抬头，我的嘴没有说话，就匆匆地吻了一下她的手，她轻轻的把我吻过的手缩了回去，望着我并没有显出一点怒容，我不知道当时我还能对她说出什么话来。可是，她的女伴进来了，在这一刹那间，她在我眼里显得丑了。
最后，她们想起不该等天黑再往回走，这时剩下的时间刚够我们在天黑前赶到城里，于是我们就象来的时候那样起程了。我要是大胆一些，一定会变动一下原来的位子的，因为加蕾小姐的那一眼强烈地搅动了我的心，但是我一句话也不敢说，而改变位子的建议又不能由她来提出。在归途中，我们说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真是可惜，不过，我们绝对没有抱怨时光大短，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既以种种游戏充实了这一天，我们就已经获得延长这一天的秘密了。
我几乎就是在她们遇到我的那个地方和她们分手的。我们分手时是多么依依不舍啊！我们又是怀着怎样喜悦的心情约定再次见面啊！我们一起消磨掉的十二小时，在我们心里不亚于几个世纪的亲密关系。对这一天的甜蜜回忆不会给这两个可爱的少女带来任何损失；我们三个人之间的温馨的情谊，胜于更强烈的肉感乐趣，而这两者是不能并存的。我们毫无秘密、毫无羞愧地相爱着，而且，我们愿意永远这样相爱。纯洁的品行里有其特有的乐趣，这种乐趣不亚于另一种肉感之乐，因为它不会松弛，不会中断。至于我，对这样一个美好日子的回忆，比我一辈子所享受过的任何欢乐都更使我感动，使我心醉，使我留恋。我不明白自己对这两个可爱的姑娘到底有什么希求，但是我对她们俩都非常关心。可是，这并不等于说，如果由我自己来安排，我的心对两个人是一样的。我的感情上稍稍有一点偏爱；要是葛莱芬丽小姐作我的情人，那固然是我的幸福，然而，如果完全由我选择的话，我更愿意把她当作自己的密友。不管怎么样，在我离开她们俩的时候，我觉得我随便少了哪一个都是活不下去的。可当时谁能说，我今后再也见不到她们，而且我们那短暂的爱情就此结束了呢？
读我这部作品的人们，当他们发现所有我的爱情奇遇，经过那么长的序幕之后，其中最有希望的，也只不过是吻一下手就算完事，他们对此一定会大笑特笑的。哦！读者们，请你们不要弄错。在这种以吻一次手而告终的爱情里，我所得到的快乐，比你们最低限度以吻手开始的恋爱中所得的快乐还要多。
汪杜尔昨夜睡得很迟，我回来没多久，他也回来了。往常我一看见他，心里就高兴，这回可不一样了。我加意小心，没对他谈我这一天的经过。那两个小姐谈到他的时候，是有点瞧不起他的，而当她们知道我和那样的坏人有交往，就显得不很高兴；这样便减少了我心中对他的尊敬，而且，不论什么事，只要能分散我对这两位小姐的爱慕之心，都会使我感到讨厌的。可是，当他跟我谈到我目前景况的时候，立刻又使我想到他，也想到了我自己。我的处境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尽管开支很少，可是我那一点钱已经花光了，我没有钱了。妈妈没有一点消息，我真不知道自己要变成什么样子，看到加蕾小姐的朋友要论为乞丐，我心里感到一阵阵难受。
汪杜尔对我说，他向首席法官先生谈了我的事，并打算第二天带我到法官那里去吃午饭。据汪杜尔说，这位首席法官可以通过他的一些朋友帮助我，再说，和这样一个人认识一下是件好事，他不仅聪明，而且还很有学问，对人和蔼可亲，他自己有才干，也喜欢有才干的人。随后，象平常好把最正经的事和最无聊的事混在一起谈论那样，汪杜尔把来自巴黎的一首叠句歌词拿给我看，并且谱上了当时正在上演的穆雷的歌剧里的一个曲调。西蒙（这是首席法官的名字）先生非常喜欢这首歌词，甚至想按照同一曲调和一首。他要汪杜尔也写一首；而这个有着狂妄念头的汪杜尔也让我作一首，他说，等明天叫人们看到这些歌词就象《滑稽小说》里的马车一样络绎不绝而来。
夜间，我不能入睡，就尽我所能来写歌词。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写这类诗句，总算写得还可以，甚至还挺不错，至少可以说，要是让我前一天晚上写的话，就不能写得这样有味道，因为歌词的主题是围绕着一个情致缠绵的场面，而我这颗心这时正沉浸在里面。早上起来我把写好的歌词拿给汪杜尔看，他认为词句很漂亮，但没说他的那一首是否已作好就把我这一首装进口袋里了。我们一同到西蒙先生家里去吃午饭，他殷勤地接待了我们。他们的谈话是很有意思的，两个读过很多书的有才干的人谈起话来，当然不会没有意思。我照例演着我的角色，即一言不发，只听他们说。他们俩谁也没有谈到写歌词的事，我也丝毫没有提，而且就我所知，他们一直都不曾谈过我写的那首歌词。
西蒙先生对我的举止表示满意：在这次会见中，他在我身上观察到的几乎就是这么一点。他在华伦夫人家里已经见过我几次，但对我没有怎样留意。所以，我只能说，从这次共餐我们才认识。这次相识，虽然没有达到当时的目的，却使我以后得到别的好处，因此，当我想起他时，仍是很愉快的。
我不能不谈一下他的外表。由于他的法官身份和他自命不凡的才华，如果我一点不提，人们是想象不出他的外表的。首席法官西蒙先生身高肯定不过二尺。他的腿又直又细，甚至是太长了些，如果他挺直站着，他的两条腿一定显得更长；然而他的两腿却是斜叉开的，好象大大张开的圆规。他不仅身子短小，而且还很瘦，从各方面看都小得不可想象。如果他赤身裸体，一定象个蝗虫。他的头却和一般人的头一样大小，面孔长得很端正，很有上层人物的神气，眼睛也相当美，这看起来就象是一个假脑袋装在一个树桩上似的。在装束方面他大可以不必花什么钱，因为他那副大假发就能把他从头到脚完全遮盖起来。
他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声音，谈话的时候，始终夹杂在一起，而且形成鲜明的对照，起初，让人听着很有意思，不久就使你非常讨厌。一种声音是庄重响亮的，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那是他的头的声音，另一种声音是清晰而尖细刺耳的，那是他身体的声音。当他平静而从容地谈话时，呼吸均匀，他一直能用低噪音，但如果稍微激动一点，就会露出一种比较热烈的声调，逐渐变成吹口哨似的尖音，要再恢复他的低音是非常费劲的。
我所描绘的外表一点也没有夸张，尽管如此，西蒙先生却是个风雅人物，很会说些动听的话，服饰极其考究，甚至到了轻佻的程度。由于他想尽量利用自己的优点，他愿意早晨在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接见诉讼当事人，因为人们看到枕头上的漂亮脑袋，谁也不会想象他的全部漂亮仅只他的脑袋而已。不过这有时候也惹出了笑话，我相信，全安讷西的人直到现在都还不会忘记。
一天早上，他在被窝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床上等待着诉讼当事人。他戴着一顶非常秀丽、洁白的睡帽，上面还装饰着两个粉红色的丝带结。一个乡下人来了，敲他卧室的门。女仆恰巧出去了。首席法官先生听见接连的敲门声，就喊了一声“进来吧”，由于他喊的声音有些过高，发出来的是他的尖嗓音。这乡下人进来后，向四下张望，寻找这女人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当他看到躺在床上的人戴着的是女人帽子和女人丝带结时，就连忙向夫人表示歉意，并打算退出去。西蒙先生生气了，声音越喊越细。那个乡下人越发认定床上躺着的是个女人，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反唇相讥，骂那个女人说，看样子她不过是个破烂货，又说首席法官在家里也不做出点好榜样来。首席法官怒不可遏，因为手边没有找到别的东西，就抄起夜壶，正要向那个可怜的乡下人扔过去时，女仆回来了。
这个小矮子，身体方面虽然受到大自然的冷遇，但是在智慧方面却得到了补偿。他生来便很聪明，又特别努力使自己的智慧进一步丰富多彩起来。据说，他是个相当出色的法学家，可是他并不喜欢他的本行，而致力于文学，并且小有成就。他从文学里特别吸取那种华丽的外表和漂亮的词藻，使他的谈吐趣味横生，甚至在女人面前也颇受欢迎。他把“文选”一类书籍里的所有警句都背得烂熟，甚至有独到的技巧能把这些东西运用得非常得当，把六十年前的一件事情，说得那样动听，那样有声有色，就象是昨天才发生似的。他懂得音乐，还会用他那男人的声音唱出悦耳的歌声，总之，作为一个法官来说，称得起是多才多艺了。由于他不断阿谀安讷西的贵妇们，他在她们当中就成了一个时髦人物，一个不断向贵妇们献殷勤的小猴子。他甚至还吹嘘自己有过某些艳遇，从而使贵妇们听得十分开心。有位埃巴涅夫人曾说，对象他那样的人，吻一下女人的膝盖就是能给予的最大恩惠了。
由于他读过许多杰作，又喜欢谈论文学作品，所以他的谈话不仅有趣味，而且可以使人得到益处。后来在我潜心读书的时候，和他过从很密，这事对我大有裨益。我住在尚贝里期间，有时从尚贝里跑去看他，他很赞扬我好学不倦的精神，并且不断鼓励我，在选读书籍上给了我很多可贵的指教。他这些指教使我受益不少。不幸，这个赢弱的肉体却有一个非常敏感的灵魂，几年以后，不知什么事使他终日忧伤，因而死去。真可惜，他的确是个矮小的好人，一个人起初会觉得他可笑，最后会喜欢上他的。虽然他一生和我关系不深，由于我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教益，我认为，为了表示感谢，应该写这段文字纪念他。
每当我空闲的时候，就跑到加蕾小姐住的那条街去，希望在那里看看出入她家门的人，就是看看某扇开着的窗户也是愉快的。可是，连一只猫也没看见。我在那里等了许久，那所房子门窗始终紧闭着，好象从来没有住过人似的。那条街狭窄而寂静，只要有个人在那里徘徊逗留，就很容易引起注意；偶尔有人，也都是从左右邻舍出来进去的人。我站立在那里，感到十分狼狈：我觉得人们已经猜到我为什么总是站在那里，这样一想，我越来越不好受。因为我虽然在追寻欢乐，但我更尊重自己心爱的人的荣誉与安静。
最后，我不愿意再当这种西班牙式的情人的角色了，而且我又没有一只吉他，于是便决定写信给葛莱芬丽小姐。我本想直接寄给她的女友，可是我不敢；我觉得还是先写给葛莱芬丽小姐比较好些，因为我是先认识她的，经她介绍才认识了另一位，而且我和她也比较熟悉。信写完了，我就送到吉萝小姐那里去，这种通信办法是这两位小姐在我们话别时想出来并约定的。吉萝小姐以刺绣为生，有时到加蕾夫人家里去作活，所以有进出她家的便利。然而，选中这位信使我并不认为十分妥当，但是我又担心如果对人选过于挑剔，她们就找不到别的人了。再者，我又不敢说她对我还有自己的打算。如果她居然也象那两位小姐一样把我看成对象，我是会感到羞辱的。最后，我想有这样一个递信人总比没有好，我只得孤注一掷地去碰运气了。
我刚一开口，吉萝小姐就猜中了我的秘密；其实这并不怎么困难。先不说托她给一位少女送信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单凭我那愚蠢和为难的样子就把我的一切秘密都暴露了。大家可以想象，托她去办这件事，是不会使她感到十分愉快的，可是她接受了，而且忠实地完成了任务。第二天上午我跑到她家去，我得到了回信。我是多么想马上跑出去读这封信，并且尽情地来吻这封信呀！这都用不着说了。应当多谈几句的倒是吉萝小姐当时的态度，我觉得她所表现的安详与稳重是出乎我的意料。她有足够的理智来判断：以她那三十七岁的年纪，一双兔儿眼，齉鼻子，尖嗓门和黑脸蛋，和这两位如花似玉的美丽少女相抗衡，显然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她既不想破坏她们的事，但也不愿为她们尽力；她宁愿失去、也不愿为她们而留下我。
麦尔赛莱得不到她女主人的任何消息，前不久就有意回弗赖堡去。现在在吉萝的敦促下，终于做出了决定。吉萝不仅劝她回弗赖堡，而且还提醒她最好找个人把她送到家，并且建议要我送她。年轻的麦尔赛莱并不讨厌我，欣然同意了这个建议。她们俩当天就象事情已经完全决定了似地来和我谈。我对于这样随意支配我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令人不快的地方，而且马上就答应了；我认为，走这一趟充其量不过是七八天的事情。吉萝小姐却有她的一套想法，她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不得不说明我的经济情况。她们也想到了这一点，麦尔赛莱答应担负我的路费；而且为了把担负我的费用节省出来，她还按照我的建议，决定先把她的小包裹寄走，以后我们就把旅程分为几段慢慢地步行。后来就这样做了。
如果我再让这个怪物摆布两个月，我准会神经失常的。但是，和善的格罗先生看出了我的苦闷，那时我吃不下东西，一天天消瘦下来，他当时就明白了我苦闷的原因。这并不是很难解决的事情，他使我摆脱了那畜生的爪牙。并且，又来一个更鲜明的对比，他把我交给一个最温和的人：这个人叫加迪埃，是弗西尼地方的一个年轻教士，到这个神学院里来进修的。这个教士为了帮助格罗先生，我想也是出于仁爱之心，很愿意分出自己进修的时间来指导我的学习。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加迪埃先生更动人的相貌，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胡须近于赤褐色，他的风度和他家乡所有的人们一样，在憨厚的神色下蕴藏着很大的智慧。然而，他身上真正突出的是敏感、多情和热忱。他那双大蓝眼睛，具有亲切、温和和悲愁的混合情调，使得别人见了他，就不能不关心他。从这位可怜的年轻人的眼光和声音看来，简直可以说，他已经预知自己的命运，而且感到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受苦的。
他的性格和他的外貌非常吻合；他十分耐心，十分谦和，与其说他教我读书，不如说是和我共同学习。我很快就喜欢他了，因为他的前任已经为此打好了基础。然而，尽管他为我费了不少时间，尽管我们双方都很努力，而且他教得又很好，可是我无论怎样用功，进步还是很小。说起来真是奇怪，我虽然也有相当的理解能力，我却从来不能从老师那里——父亲和朗拜尔西埃先生是例外——学到什么东西。我另外的一些知识，都是我自学来的，这个以后就会清楚的。我那不能忍受任何束缚的思想不肯服从时间的限制；担心学不会的心情妨碍着我专心听讲：生怕由于自己不懂而让教我的人着急的心情促使我装懂，教的人一直往下教，我却什么也不懂。我想按自己的步调行动，不愿顺从别人的步调。
接受圣职的时刻到来了，加迪埃先生要返回本省，去当助祭教士。临走时候，我对他依依不舍，又是惜别又是感激。我对他的祝愿，也象对自己的祝愿一样，并未成为事实。几年以后，我听说他在一个教区中作副本堂神父的时候，和一个姑娘发生关系，生了一个孩子。那是他以一颗从来没有爱过任何女人的、非常温柔悱恻的心爱上了这个姑娘。这在一个管理得非常严格的教区里是一件震惊全区的最严重的事件。按照常例，神父只可以同已婚妇女发生关系生孩子。现在他犯了教规，被关进监狱，受到凌辱，并被驱逐出境。我不知道他以后是不是能恢复职务，但是，由于我同情他的厄运，这件事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在我写《爱弥儿》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件事，因此我就把加迪埃先生和盖姆先生合并在一起，把这两位可敬的神父作了“萨瓦副主教”的原型。我感到满意的是，我这种描写并没有玷污我所选择的原型。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奥博讷先生被迫离开了安讷西。这是因为执政官先生认为自己的妻子和奥博讷先生发生爱情是一件丑事。实际上这只是“园丁之犬”的作风；古尔维奇太太虽然是个可爱的女人，但是她的丈夫对她非常恶劣，由于山外人的怪癖，他认为她是没用的，并且对她非常粗暴，以致提出了分居问题。古尔维奇先生是一个恶汉，象鼹鼠一样阴险，象枭鸟一样狡猾，由于不断地招惹别人，结果，自己也被撵走了。据说普罗旺斯人是用歌曲向敌人报仇的，奥博讷先生用一出喜剧向自己的敌人报了仇；他曾经把这出喜剧寄给华伦夫人，华伦夫人拿给我看过。我很喜欢这个剧本，它使我也产生了写一个喜剧的念头：让人看看我是不是真象这位作者宣称的那样笨。不过，这个计划一直等我到了尚贝里后才实现，剧本叫《自恋的情人》。我在那个剧本的序言中曾经说我是在十八岁时写的，其实我是瞒了几岁。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我却产生了一些影响，并且在我已经把它忘掉了的时候，社会上还在纷纷议论。我得到允许每个星期外出一次；我怎样利用我的外出时间，那是用不着说的。有个星期日，我正在妈妈家里的时候，和妈妈的住宅毗连的方济各会的一间房子着火了。这间房子里有个炉灶，还堆满了干柴。没有多大时间，就都着起来了。妈妈的住宅非常危急，已经被风吹过来的火苗盖住了。人们不得不赶紧从屋子里往外搬东西，把抢救出来的家俱放在花园里。这个花园就在我以前住室的窗户对面，在我说过的那条小河那边。我当时惊慌万状，手里抓到什么东西，就毫不考虑地从窗口仍出去，甚至连平时我简直拿不起来的石臼也给扔出去了。要是没有人拦阻的话，一面大镜子也差一点被我扔了出去。那一天，正来拜访妈妈的好心的主教也没有闲着，他把妈妈带到花园里，同她以及所有在那里的人一起祈祷；我来晚了一会儿。看到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跪着，我也就和别人一样跪下了。正当这位圣者祈祷的时候，风向变了，而且变得非常突然，非常及时，正好使已经扑到房屋、眼看就要钻进窗口的火焰转到庭院的另一面去了，因此房子也就安然无事了。两年之后，德·贝尔奈主教去世了，他的老会友们——安多尼会的修士们为了给他举行宣福礼，开始搜集一些可以作为依据的材料。由于布戴神父的请求，我便把我刚才所说的事实作为见证附在这些材料里，这是我做对了的一面；但是错误的一面是，我竟把这件事说成是奇迹。我曾目睹主教在那儿祈祷，正在他祈祷时，风向变了，甚至变得非常及时，这是我所能说的和所能证明的。至于说这两个事实中，究竟是不是有一个是另一个事实的原因，这是我不该证明的，因为我不可能知道此事。但是，就我记忆所及，那时我是真诚的天主教徒，是不说瞎话的。我的非常合乎人情的对于奇迹的喜爱，我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主教的敬畏，以及由于我本人自以为对这个奇迹也许有所贡献而出自内心的骄傲，凡此种种都怂恿我犯了这个错误。总之，我敢肯定的是：如果这个奇迹确是热诚祈祷的结果，我当然也有一分功劳在内。
三十多年以后，我发表《山中书简》时候，我不知道弗雷隆先生怎么发现了这个证明材料，并且在他的评论中引用了它。应该承认这个发现是很幸运的，竟这样适逢其会，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
我到处碰壁。关于我的进步，加迪埃先生曾尽可能地作了比较有利的报告，但我的进步和我的努力仍然显得不成比例，这种情况也就无法鼓舞我继续学习下去了。因此，主教和神学院院长对我失掉了信心，又将我送回到华伦夫人那里去了，因为我连当神父的材料都不够。不过，他们还是承认我是个相当不错的小伙子，没有什么恶习：正是由于这个原故，尽管大家对我有那么多不利的偏见，华伦夫人却没有抛弃我。
我带着那本乐谱，胜利地回到了妈妈那里，这本书使我受益不小。我唱的《阿尔菲和阿蕾上斯》曲调，差不多就是我在神学院所学的全部东西。我对这种艺术的特别爱好，使她产生了要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家的想法；机会很好，她家里每星期至少要举行一次音乐会，指挥这个小音乐会的一位大教堂的乐师也时常来看妈妈。他是巴黎人，名叫勒·麦特尔，是一个优秀的作曲家，他非常活泼和快乐，还很年轻，外表很吸引人，才气却不甚高，不过总的说来是一个善良的小伙子。妈妈介绍我和他相识，我很喜欢他，他也不讨厌我。我们谈了一下膳宿费用的问题，双方很快就商妥了。简单地说，我搬到他家去了，并在那里过了一个冬天。特别愉快的是那儿离妈妈的住宅不过二十来步远，一忽儿就能到她家里，并常常同她一起吃晚饭。
不难想见，在音乐学校里跟音乐家和歌咏团的儿童们一起，终日过着愉快的歌唱生活，要比我在神学院里天天和遣使会的神父们一起快乐得多了。然而这种生活虽然自由，却跟神学院一样，是有规章制度的。我生来喜好自由，但却从不滥用自由。在整整六个月中，除了到妈妈家或到教堂去以外，我一饮都没有出过门，甚至也不想出去。这段时期是我一生中最平静的阶段，也是我回想起来最感到愉快的阶段。在我经历过的各种环境中，有一些使我感到非常幸福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还为之心旷神怡，好象仍然生活于其中似的。我不仅记得时间、地点和人物，而且还记得周围的一些事物，气候的温度，空气的气味，天空的色彩，以及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能得到的某种印象，这种生动的回忆仿佛又重新把我送到了那里。例如，音乐学校里所练习的一切曲子，合唱时所唱的一切歌词，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教士的美丽而华贵的法衣，神父的长袍，歌咏队员的四角帽，乐师的面容；一位吹低音巴松管的瘸腿老木匠，一位拉小提琴的矮个子的金栗色头发修士；勒·麦特尔先生放下佩剑后，在他的世俗服装上披上一件旧黑袍，再穿上一件好看的小白衣到经楼去；我带着骄傲的心情拿着一管长笛坐在乐台上，准备演奏勒·麦特尔先生特意为我作的一小段独奏曲，心里想着奏完以后的盛馔，会餐时的那种好胃口。这种种事情，成百次生动地重现在我的脑际，使我感到无穷的愉快，可以说，和当时所感到的一样快乐，甚至比当时还要快乐。我对于以宛转悠扬的声音奏出的《美丽的繁星之神》乐曲中的某一曲调一直怀有最缠绵的亲切之感，因为在降临节的一个星期日，天还没亮，我正睡在床上，听见人们按照当地教堂的仪式，在圣堂的石阶上唱这首赞美歌。妈妈的贴身侍女麦尔赛莱小姐懂得一点音乐，我永远也忘不了勒·麦特尔先生叫我跟她一起唱的那首叫《请献礼》的合唱赞歌，当时她的女主人是那样高兴地听着。总之，所有这些，甚至连那位常被歌咏团的儿童惹得生气的好心肠的女仆佩琳娜，我都记得。这种对幸福的天真时代的回忆，常使我陶醉，也使我忧伤。
我在安讷西住了将近一年，没有受到一点责难，不论谁都对我很满意。我自从离开都灵以后，就没有再做蠢事了；只要是在妈妈的眼前，我是绝不会作蠢事的。她引导我，而且一直是很好地引导着我。我对她的依恋成了我唯一的欲望，然而这不是一种疯狂的欲望，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我的心灵使我的理智得到了加强。真实的情况是，这种单一的情感吸收了我的全部才智，弄得我什么也没有学好，甚至连我尽了一切努力去学的音乐也没有学成功。但是，这也不怨我，我是全心全意、勤勤恳恳地去学的。只是我的思想不能集中，总是出神，总是叹气，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什么办法呢？为求进步，凡是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做了，可是，要让我再干新的蠢事，只须有人来引诱我一下就够了。这个人出现了，天造地设的巧遇促成了这样的机会，读者在下面可以看到，我那疯狂的头脑又抓住了它。
二月的一个夜晚，天气很冷，我们正围着炉子烤火，听到有人敲街门。佩琳娜拿着提灯走下楼去，门开了，一个年轻人和她一齐走了进来，上了楼。他露着从容不迫的神情走到我们面前，并向勒·麦特尔先生说了几句简短而文雅的客气话，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法国音乐家，由于经济困难，希望在教堂里干点杂务，挣点儿路费。勒·麦特尔先生一听到法国音乐家这几个字，他那题善良的心就真地被感动了，因为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艺术。他接待了这个年轻的过路客人，留他住宿；显然，这是客人求之不得的，所以没有怎样表示客气就留了下来。在他一边烤火一边聊天等候开饭的时候，我对他作了一番观察。他的身材矮小，肩膀却很宽，我虽然看不出他的身体上有什么特别畸形的地方，却总觉得它有些不匀称；他可以说是一个平肩膀的伛偻人，腿显得有一点瘸。他穿着一件黑色上衣，虽不算很旧，但却穿得破烂不堪，简直可以说会往下掉碎片儿。他的内衣非常考究，而且还有镶着花边的华丽袖口，已经很脏了，腿肚上绑着腿套，每只腿套里差不多都可以放进他的两只腿，腋下挟着一顶小帽子，是备遮雪之用的。然而，在这种令人发笑的装束中倒有几分高贵的气派，他的态度也给人以同样的感觉，他的面貌清秀可爱，口齿伶俐，就是不太端庄。这一切都标志着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放荡青年，他不象一个讨饭的乞丐，却象一个滑稽丑角。他对我们说他名叫汪杜尔·德·维尔诺夫，他从巴黎来，迷了路，并且好象有点儿忘了他的音乐家身分，又说，他要到格勒诺布尔去看他的一个在国会里的亲戚。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谈起了音乐。他对音乐很内行，他知道所有的著名演奏家，所有的名曲，所有的男女演员，所有的漂亮女人，所有的大贵族。似乎别人提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但是，一个话题刚刚开始，他就插科打诨，搅乱了谈话，让人大笑一阵，随后连刚才说的是什么都忘了。那一天是星期六，第二天在教堂里要演奏音乐，勒·麦特尔先生请他去参加那里的演唱，他回答说：“十分高兴。”问他哪一个音部，他回答说：“男高音……”说完就立刻把话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在进教堂以前，有人把他要唱的歌谱给了他，让他先熟悉一下，可是，他连看都不看。这种骄傲的态度使勒·麦特尔吃惊了，他在我耳边说：“你看吧，他连一个音符都不会。”我回答说：“我也真担心。”我怀着不安的心情随他们一同去了。音乐会开始了，我的心跳动得非常厉害，因为我对他十分关心。
但是，很快我就放心了，他唱了两个独唱，不仅节奏准确，而且十分有味，另外，他的嗓音也非常漂亮。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惊喜过。弥撒后，汪杜尔先生受到了许多教士和乐师们的赞扬，他以谐趣横生的话作了答谢，态度始终非常动人。勒·麦特尔先生出于至诚拥抱了他，我同样也拥抱了他。他看到我非常愉快，因而似乎也很高兴。
我敢肯定，大家会认为，象巴克勒先生那样，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粗人，也还曾使我迷恋过，现在，这样一位既有教养，又有才能，为人机智，有处世经验，而且又可以被看作是位可爱的荡子的汪杜尔先生，当然更能使我为之倾倒了。事情正是这样。我想，不论是哪一个青年，处在我的地位都会象我这样爱慕如狂的；特别是一个人，越是具有赏识别人特长的能力，越是对别人的才能表示爱慕，就越容易象我这样行动。汪杜尔先生有这种特长，这是无可争辩的，他有一种象他那样年龄的人极少有的特点，那就是决不急于显示自己的学识。不错，他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大吹特吹，但是对自己知道的事情——他知道的还真不少——却一字不提：他在等待表现的机会；由于他并不急于显露自己，因此效果更大。由于他对所谈到的每件事都是开一个头就不谈了，别人也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把他的本领完全表现出来。他在谈话中是那样逗笑和诙谐，有时显得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有时又充满了魅力，他常保持着微笑，但从来不大笑，最粗鲁的事，他也能说得很文雅，让人听得顺耳。甚至那些最正派的女人，对于自己居然能忍受住他的话，事后也感到十分惊奇。她们明明知道应该生气，可就是没有生气的力量，要生气也生不起来。他所需要的只是些淫荡的女人；我认为他自己不会搞些什么风流艳事，但是在交际场中，他生来是为了给那些有风流艳事的人添加无限乐趣的。他既具有那么多讨人喜欢的才能，又是在一个不仅了解这种才能而且还爱慕这种才能的地方，要他长期把自己局限在音乐家的圈子里，那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我喜欢汪杜尔先生，其动机是更为理智的，结果也就没做出什么荒唐的事来，虽然我这次对他的感情比上次对巴克勒先生的感情更激烈和持久一些。我喜欢和他见面，喜欢听他说话，他所作的一切我都认为可爱，他所说的一切我都看作神谕；但是，我对他的爱慕并没有达到离不开的程度。因为我身旁有个很好的屏障，绝不致发生越轨的事。再说，虽然我认为他的处世格言对他非常好，我总觉得那些格言在我身上并不适用。我所需求的是另一种乐趣；关于这种乐趣，他完全没有想到，而我又不敢跟他说，因为我知道一说出来他准定要讥笑我。然而，我却愿意把我对他的爱慕和支配着我的另一种激情调和在一起。我非常热烈地在妈妈面前谈到他，勒·麦特尔先生也极口称赞他，因此妈妈同意让我把他引见给她。但是，这次会面毫无成就，他认为她装模作样，她却认为他放荡不羁。妈妈还为我有这样不规矩的朋友而担心，她不仅不准我再把他带来，还竭力对我说明和这个年轻人交往有多大危险；这样我才变得谨慎了一些，没再胡闹下去。好在以后不久，我们也就分离了；这对我的品行和我的思想来说，真是万幸。
勒·麦特尔先生对自己的艺术的兴趣很浓，他还好喝酒。虽然他吃饭的时候很有节制，但是，他在屋子里工作的时候，就非喝不可。他的女仆很了解他这种爱好，只要他把作曲的稿纸放好，把大提琴拿在手中，酒壶和酒杯立刻就送了上来，而且还不时地喝完一壶又换一壶。虽然他从未酩酊大醉过，却几乎总是醉醺醺的；老实说，这真可惜，因为他本质上是个极好的小伙子，又十分活泼，连妈妈乎常都只叫他“小猫”。他喜爱自己的艺术，工作很繁重，可是，酒喝的也不少。这不仅损害了他的健康，还影响到他的性情：他有时疑心重重，而且易于发怒。他无论对什么人，从没有粗言粗语，从不失礼，就是对歌咏团里的一个孩子也没说过一句难听的话；但是，他也不容许别人对他失礼。这当然是公平的。不幸的是，他看事不太清楚，分不清别人说话的语气和性质，以致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起火来。
过去很多王公和主教都以能参预其事为无上荣耀的历史悠久的日内瓦主教会，如今在流亡中虽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却还保持着它的庄严。参加者必须是一个贵族或索尔朋的博士。如果有什么情有可原的骄傲，那就是除了由于个人的功绩产生的骄傲外，还有由于出身而产生的骄傲。再说，教士们对待他们所雇用的俗人，都是相当骄傲的。那些主教会的成员们对待可怜的勒·麦特尔也往往是这样。尤其是那位名叫德·维栋讷的领唱的神父，虽然一般说来是相当有礼貌的，但是由于对自己的高贵身份过于自满，他对待勒·麦特尔的态度，并不总是按照勒·麦特尔的才能给予应有的尊敬，而勒·麦特尔也不甘忍受他的这种轻蔑。在这年的受难周期间，主教照例宴请当地的会员，勒·麦特尔一向是在被邀请之列；席间，勒·麦特尔和德·维栋讷发生了比平日更为激烈的争执。那位领唱的神父对勒·麦特尔作出了越礼的举动，并且说了几句令他忍受不了的难听的话；勒·麦特尔立即决定第二天的夜间离开此地。虽然在他向华伦夫人告别的时候，华伦夫人对他进行了百般劝解，也丝毫未能使他改变主意。正在特别需要他的复活节期间，他突然走开，使那些专横无礼的人感到为难，这种报复的愉快他是不能放弃的。但是，他自己也有困难，他想带走自己的乐谱，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些乐谱足足装满了一大箱子，分量相当重，不是用胳膊一挟就能走开的。
妈妈做的事，是我处在她的地位也一定会做的，即使到现在我也会这样做。为了挽留他，她费了很大劲，后来见到劝说无效，他无论如何非走不可，便决定尽可能来帮助他。我敢说，她这样作是应该的，因为勒·麦特尔曾不顾一切为她效劳过。无论是在他的艺术方面，或者是在照顾她本人方面，他是完全听从妈妈吩咐的，而且，他按妈妈旨意办事的那种热诚，使他的殷勤效劳具有一种新的价值。因此，她现在对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在紧要关头对一个朋友三四年来零零星星替她所做的一切事情一种总的报答罢了；但是，她有一颗高贵的心，在尽这种义务的时候，用不着去想这是为了了结自己的一番心愿。她把我叫来，吩咐我至少要把勒·麦特尔先生送到里昂，并且跟我说，只要他还需要我帮忙的话，不管时间多么久，也要一直跟随着他。后来，她曾对我坦白地承认过，她有意使我远远躲开汪杜尔和她如此安排有很大的关系。为搬运箱子的事，她跟她忠实的仆人克洛德·阿奈商量了一下。按他的意见，不要在安讷西雇驮东西的牲口，因为那一定会被别人发觉的，最好是在天黑的时候抬着箱子走一段路，然后在乡村里雇一匹驴子把箱子一直驮到色赛尔，我们到那里就没有什么可冒险的了，因为那儿是在法国境内。这个意见被采纳了，我们当天晚上七点钟动身，妈妈借口给我拿路费，往那可怜的“小猫”的小钱袋里添了一些钱。这真给他帮了不少忙。克洛德·阿奈和我尽了最大的力气把箱子抬到邻近一个村子，在那里雇了一匹驴子把我们替换下来，我们当夜就到了色赛尔。
我想我已经谈过，我有时是那样不象我自己，大家简直可以把我当作另外一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看待。这里就是一个例子。色赛尔的本堂神父雷德莱是圣彼得修会的成员，所以也认识勒·麦特尔先生，因此，他是勒·麦特尔最应该躲避的人之一。可是我的意见却相反，我主张去拜访他，找一个借口要求住宿，就仿佛是得到主教会的同意去那里的。勒·麦特尔很欣赏我这个主意，因为可以使他的报复既有嘲弄意味，又能令人绝倒。于是我们就厚着脸皮去见雷德莱先生了，他很好地接待了我们，勒·麦特尔对他说，他是受主教的委托到贝莱去指挥复活节的音乐演唱的，还说几天后回来时还打算从这里路过；而我呢，为了支持这个谎言，又穿插了很多假话，而且诌得头头是道，以致雷德莱先生觉得我是个漂亮孩子，对我大表好感，百般抚爱。我们吃得不错，住得也不错。雷德荣先生简直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佳肴招待我们才好。分别的时候，象最亲密的朋友那样，约定在回来的时候还要多住一些时间。刚一等到只有我们俩的时候，我们就大笑起来，我坦白地说，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件事来还忍不住大笑，因为我实在没有想到我们说假话会说得这么好，而这个恶作剧会这样成功。要是勒·麦特尔先生不是一个劲儿地喝酒，并且满嘴胡说，还发了两三次老毛病的话，这件事会使我们笑一路的。他那个老毛病后来常发作，很象羊痫风。这种情况可叫我十分为难，也把我吓坏了，因此，我就想到最好想个办法尽快摆脱开他。
我们真象对雷德莱神父所说的那样到贝莱去过复活节。虽然我们是不速之客，却也受到了乐队指挥和所有的人的极大欢迎。勒·麦特尔先生的那一行业是很受人尊重的，他也真不愧是个受人尊重的人。贝莱的乐队指挥对于自己最好的一些作品是很自负的，竭力争取这位优秀的鉴赏家的称赞，因为勒·麦特尔先生不仅是个行家，而且公正无私，不嫉妒人，也不低声下气地奉承人，他比那些外省的乐师要高明得多，他们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不把他看作自己的同行，而把他看作自己的指挥。
我们在贝莱非常愉快地度过了四五天以后，便又动身继续我们的旅程，除了我在上面说过的那种事情以外，没有发生别的意外。到了里昂以后，我们下榻于圣母旅馆，同时等着我们的乐谱箱子，因为我们用另一个谎言托好心的保护人雷德莱神父打发人把它送到罗讷河的船上去了。在这个时候，勒·麦特尔先生去拜会他的朋友，其中，有方济各会的加东神父，关于他的事我以后再谈，有里昂的伯爵——多尔当神父，这两人都很好地接待了他，但是，他们揭穿了他的谎言，下面就要谈这件事；他的那步好运在雷德莱神父那里算是走完了。
我们到了里昂两天之后，当我们正从离下榻的旅馆不远的一条胡同经过的时候，勒·麦特尔先生的病又发作了，这一次闹得非常厉害，可把我给吓坏了。我大叫起来，呼喊救人，并且说出了他所住的旅馆名称，请求大家把他送到那里去。随后，正当许多路人向一个失去知觉、口吐白沫、倒在街中心的人围拢起来急忙进行救护的时候，他所能依靠的唯一的朋友竟把他抛弃了。趁没有任何人注意我的时候，我溜到胡同口，一拐弯就不见了。上帝保佑，我可把这第三个难以出口的坦白写完了。假使我还有许多象这样的事要坦白的话，我就只好放弃我已经开始的这本著作了。
我上面所谈的一切，在我所住过的地方都留了一些痕迹，但是，下一章里我要谈的，差不多完全是人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了。那是我一生中所干的最荒唐的一些事情，幸运的是，它们并未带来严重的后果。那时，我的脑子里好象响起了一种外来乐器的调子，完全超出了原来的音调。它是自动地恢复正常的，于是我便停止了自己的荒唐行为，或者至少是只干了一些比较适合我的本性的荒唐行为。我青年时代的这段时期，是我的回忆中最模糊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几乎没有发生一件打动我心弦的事，足以使我能够清晰地回忆起来。那时候，经过那么多的来来往往和接二连三的迁移，很难不在时间或地点方面有些张冠李戴的地方。我是完全凭记忆来写的，既没有足资证明的日记和文件，也没有使我能把事情回忆起来的材料。我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有一些好象刚发生时那样清楚，但是，也有一些脱漏或空白，我只好用象我的模糊的回忆一样的模糊叙述将它们填补起来。所以，有的地方我可能写错了，尤其是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在我自己没有找到确实的材料以前，我可能还要写错，但是，关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我深信我是正确而忠实的，今后我仍将努力完全做到这一点，读者尽可放心。
我一离开勒·麦特尔先生，我就打定主意再回到安讷西去。当初我们动身的起因和秘密，曾使我对于我们的安全问题十分担忧，这种担忧有几天完全占据了我的心灵，转移了我的回家的念头；但是，当我意识到没有什么危险的时候，我那占统治地位的感情就又恢复过来了。任何东西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任何东西也引诱不了我，除了希望回到妈妈身边外，再也没有别的心思了。我对她的那种依恋是如此真挚而情意绵绵，因而铲除了我心里一切空想的计划和一切荒诞的野心。除了生活在她身边，我看不到还有别的幸福，我每远走一步就觉得自己离这种幸福远了一些。所以，我一有回去的可能，马上就返回安讷西了。我这次回来是那样匆促，我的心思又是那样恍惚，虽然我对于所有其他次的旅行都存有饶有趣味的回忆，而对这次回来的情况却连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我只记得从里昂动身和到达安讷西，除此以外，我什么也记不得了。请大家想一想，我对这最后一段时间的事情是不是应该忘得干干净净吧！我回到了安讷西，却没有看到华伦夫人。她已经到巴黎去了！
我始终没有弄清楚她这次旅行的秘密。我确信，如果我追问她的话，她一定会对我说的；但是，没有比我这个人更不愿意打听朋友的秘密了。我只考虑眼前，眼前的事情充满了我这颗心的容量与空隙，除了可以成为我今后唯一享受的那些过去的欢乐以外，我心里没有一点空隙来容纳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从她对我所谈的一点情况来推测，这是由于撒丁王的退位在都灵引起了混乱，她怕这时候没人再注意到她，因而想利用奥博讷先生的暗中活动从法国宫廷方面获得同样的利益。她有几次亲口对我说，她宁愿从法国宫廷方面获得接济，因为法国宫廷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可以使她不致受到令人不快的监督。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奇怪了，她回来以后，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冷遇，而且始终不断地领取她的年金。有不少人认为，她是负有秘密使命去的。不是受了主教的委托去办一件本来应由主教本人到法国宫廷去办的事，就是受了比主教更有权势的人的委托，所以她归来以后才得到了很好的待遇。如果是这样，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女使节的人选是很不错的，当时还年轻和美丽的华伦夫人是具备从谈判中取得胜利的一切才能。
第四章
我回到了安讷西，但是却没有见到她。可以想象，我当时该多么惊讶，多么痛苦！这时候我开始后悔不该怯懦地丢开了勒·麦特尔先生；当我听到他的不幸遭遇的时候，我心中更加懊悔了。他那乐谱箱子是他的全部财产，为了抢救这个宝贵箱子，我们曾经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可是一运到里昂，多尔当伯爵就吩咐把它扣留了，因为主教会事前曾把这当作秘密携物潜逃写信通知了伯爵。勒·麦特尔先生对于他的财产，他的生活之道，他一生辛勤劳动的结晶，虽然再三要求归还，但是没有结果。这只箱子的所有权问题，至少应该经申诉讼来解决，可是并没有经过任何诉讼程序，这件事就按照强者的法律作了决定，于是，这位可怜的勒·麦特尔就失去了他艺术天才的果实，早年的心血，晚年的财源。
当时我所受到的打击沉重得无以复加。但是，在我那个年纪，我是不会过分忧愁的，我不久就想出了一套自我宽慰的办法。我希望不久就可以得到她的消息，虽然我不知道华伦夫人的住址，她也不知道我回来。至于我抛开勒·麦特尔这件事，总地说来，也算不得是多大罪过。勒·麦特尔先生逃走的时候，我帮了忙，这是我能为他效劳的唯—一件事。即使我同他一起住在法国，我也治不好他的病，也不能保住他的箱子，除了给他增加开支外，对他没有一点帮助。这就是当时我对这件事的看法，现在我是不这样看了。在刚干完一件丑事的时候，我们心里并不觉得怎么难受，但在很久以后，当我们想起它时，它还要折磨你，因为丑事是永远不会从记忆中消失的。
为了得到妈妈的消息，我唯一能够做的，那就是等待。巴黎地方那么大，到哪儿去找她呢？再说，拿什么当路费呢？想要迟早打听到她在哪里，没有比安讷西更稳妥的地方了。所以我就留了下来。然而我那时的行为却很不好，我没去拜访那位曾经照拂过我并且还能继续照拂我的主教，此时我的女保护人不在他旁边，我怕他谴责我们私自逃走的事。我更没到修道院去，因为格罗先生已不在那里了。总之，我没去访问任何熟人。说真的，我倒很想去拜访一下执政官夫人，但是我一直没敢去。比这些事做得更不对的是：我又找到了汪杜尔先生，这个人，虽然我非常欣赏，但是自从出走以来，我一次也没有想过他。别后重逢，他在安讷西已经是个赫赫有名、到处受欢迎的人物了，贵妇人们都争着招待他。他这种成功更使我晕头转向了，那时我只知道有汪杜尔先生，他甚至使我连华伦夫人也要忘掉了。为了便于向他请教，我提议和他住在一起，他也同意了。他住在一个鞋匠家里，这个鞋匠是个谈吐诙谐和好逗乐的人，他用土话叫他妻子“骚娘儿们”，除此以外没有别的称呼，这个名称对她说来也还算恰当。他和她时常争吵，这时汪杜尔就站在一旁，看来象是在劝解，实际上只是使他们吵得时间更长一些。他用他那普罗旺斯口音向他们说些挑逗的话，经常收到极大的效果：他们越吵越凶，让人忍不住大笑起来。整个上午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到了二三点钟，我们才吃一点什么；然后汪杜尔便到他常去的交际场中。并在外面吃晚饭，我则独自一个人去散步，心里想着他那出奇的才干，羡慕和赞美他那稀有的本领，同时诅咒自己的厄运，为什么不让我也过他那种幸福的生活。我对生活是多么不了解啊！如果我不这么愚蠢而懂得怎样行乐，我的生活将会快活百倍的。
华伦夫人出门时仅带走了阿奈，而把我前面谈过的那个贴身使女麦尔赛莱留在家里，她仍住在夫人的那套房间里。麦尔赛莱小姐比我稍微年长一些，长得虽不怎么美，却相当可爱，是一个毫无坏心眼儿的弗赖堡人。她除了偶尔有点不听女主人的话以外，我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缺点。我常去看她。我们算是老相识了，由于我一看到她，就联想到一个更爱的人，所以我也就爱她了。她有几个女友，其中有一个叫吉萝小姐的日内瓦姑娘，活该我倒霉，爱上了我，她总逼着麦尔赛莱领我到她家里去。我因为喜欢麦尔赛莱，又因为在那里还有几位我很愿意见的年轻姑娘，也就听任她领我去了。吉萝小姐对我百般挑逗，但是，我对她简直腻烦透了，当她那张干瘪而又被西班牙烟草染黑了的嘴唇凑近我的脸时，我真忍不住要吐她一脸唾沫。但我竭力耐住性子，除这点不快而外，我很喜欢跟那些姑娘在一块。她们也许是为了讨好吉萝小姐，也许是为了讨我的欢心，每一个人都争相对我表示好感。所有这一切，我只当作是友谊。自那以后，我有时在想，当时只要我愿意，是可以把这些看作是比友谊还深一步的表示的。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这种心思，我也想不到这些。
再说，女裁缝、使女、小女贩都不怎么叫我动心。我需要的是贵族小姐。各人有各人的幻想，我的幻想一直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我跟贺拉斯的想法不同。然而，这决不是羡慕出身与地位的虚荣心理在作祟；我喜欢的是保养得比较柔润的肤色，比较美丽的手，比较雅致的服饰，全身给人一种轻盈飘逸、一尘不染之感，而且举止要比较大方，谈吐要比较优雅，衣裙要比较精美，剪裁得比较得法，鞋要比较小巧玲珑，丝带、花边和头发的颜色陪衬得要比较美观。一个女人，如果具备了这一切，就是长得差一些，我也是偏爱她的。我自己有时也觉得这种偏爱十分可笑，但是，我的心不由自主地就产生了这种偏爱。
真想不到，这种良好的条件居然又出现了，是否能够享受仍然要看我自己了。我是多么喜欢不时地又突然回到青年时代那种快乐的时刻啊！这些时刻是多么甜蜜！又是多么短促、多么难得、而我却是多么容易地享受到了啊！哦！我只要一想起那些时刻，心里就感到一种纯粹的快乐，我正是需要有这种快乐来恢复我的勇气，以便忍受得住晚年的烦恼。
有一天，黎明的景色十分美丽，我赶紧穿上衣服跑到野外去看日出。我尽情地享受了这种快乐，那是圣约翰节以清的那个星期。大地披上了华丽的衣装，花草遍地，色彩斑斓；夜莺啼春已近尾声，唱得仿佛格外卖劲；百鸟用大合唱送别残春和迎接美丽夏日的降临。这是我这样的年纪不可再见的一个美丽的日子，是我现在居住的这块凄凉的土地上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天。
我不知不觉地走出了城市，暑热不断上升，我沿着一个小山谷的树荫下踽踽独行，有一条小溪从旁流过。这时后面传来了马蹄声和少女的喊叫声，她们似乎遇到了什么困难，但是，那尽情的欢笑声并未有所收歙。我回过头来，听见她们正喊着我的名字，我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我认识的两位姑娘：葛莱芬丽小姐和加蕾小姐。她们骑马的技术并不高明，不知怎样让马涉过小溪。葛莱芬丽小姐是个十分可爱的伯尔尼姑娘，因为在家乡作了一些在她那种年龄易于做出来的蠢事而被赶了出来，她便效仿起华伦夫人的榜样。我在华伦夫人家里见过她几次。她可不象华伦夫人那样领有一份年金，不过她的命运总算不错，得到了加蕾小姐的欢心。加蕾小姐和她很投机，请求母亲同意她在没有找到职业以前给自己做做伴。加蕾小姐比葛莱芬丽小姐小一岁，而且比葛莱芬丽更美些，她的举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娴雅大方，同时她还有一副发育得很好的优美身段，这是一个少女所拥有的最大魅力。她们情致绵绵地相爱，而且，从两个人的温柔性格上说，要是没有情人来干扰她们，这种亲密的友谊关系一定会保持很久的。她们对我说，她们要到托讷去，那里有加蕾夫人的一个古堡，她们自己不会驱马过河，求我帮帮忙。我想用鞭子从后面赶，她们怕我被马踢着，又怕自己给摔下来。于是我就采取了另一种办法，我拉住加蕾小姐的马经绳，牵着它过了河，另一匹马也毫不费事地就跟着过来了，但我的衣服却因此湿过了膝盖。完事以后，我想和两位小姐告别，然后象个傻瓜似的走开。但是，她们俩低声地说了几句话以后，葛莱芬丽小姐就向我说：“不行，不行，我们不能这样放你走，你为了帮我们，衣服都弄湿了，我们要是不给你把衣服弄干，那是过意不去的，请你跟我们一起走吧，现在你已经是我们的俘虏了。”我的心怦怦直跳，一双眼睛盯着加蕾小姐。她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笑着补充说；“是呀，是呀，战俘，快上马，骑在她的后边，我们要拿你去做个交代。”“不，小姐，我不曾有幸认识您的母亲，她看到我会说些什么呢？”葛莱芬丽小姐接口说：“她的母亲不在古堡，除了我们俩以外，没有别人；我们今天晚上还回来，到时候你再和我们一块回来吧。”
这几句话在我身上发生的效果比电还快。我跳到葛莱芬丽小姐的马上的时候，欢喜得浑身在颤抖。而且，为了能够骑得稳，我不得不搂着她的腰，这时，我的心跳得那样厉害，连她都感觉出来了。她对我说，她因为害怕掉下去，自己的心也跳得很厉害。拿当时我身子的位置来说，这几乎可以说是邀请我摸一摸她的心是不是果真在跳，但我始终没敢那样做。一路上，我只是一直用我的两只胳膊给她当腰带，勒得的确很紧，可是一点儿也没有挪动。有的女人读到这里，也许很想打我几个耳光，这是有道理的。
旅行中的快活，少女们喋喋不休的谈话，也大大刺激了我好说话的毛病，因此一直到晚上，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没有片刻住过嘴。她们尽量不让我拘泥，于是我的舌头和我的眼睛全都说起话来了，虽然这两者所表达的意思不一样。只有那么一阵儿，在我和这一位或那一位姑娘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谈话才有点儿不太自然，不过，离开的那一位马上就会回来，始终没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摸清彼此发窘的原因。
到达托讷以后，我先烘干自己的衣服，接着我们就吃早点。随后最主要的一件事便是准备午饭。两位小姐做饭的时候，不时地丢下自己的工作去吻佃户们的孩子，我这个可怜的帮手怀着难以忍受的心情只好在一旁瞧着。吃的是早就从城里送去的，做一顿丰盛午餐的东西应有尽有，尤其是点心更丰富；美中不足的是忘记把酒带来了。对于不大喝酒的小姐们来说，这本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我却感到遗憾，因为我还指望喝点酒壮壮胆子。她们对此也深感不悦，也许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吧，不过，我不相信是这样。她们那种活泼而可爱的高兴劲儿，简直是质朴、天真的化身；再说，她们俩和我还能出什么事呢？她们派人到附近各处去找酒，但是一点也没有找到，因为这个地方的农民非常俭朴和穷困。她们向我表示歉意；我对她们说，不要为此过分为难，她们不用酒就会把我灌醉的。这是我那天敢于向她们说的唯—一句献殷勤的话，但是，我认为这两个调皮姑娘一定看得很清楚，这不是一句空话。
我们在佃户的厨房里吃午饭，两位女友坐在一张长桌子两头的凳子上，她们的客人坐在她们中间的一只三条腿的小圆凳上。这是多么美的一顿午餐啊！这又是多么迷人的一段回忆啊！一个人付出那么一点点代价就能享受那样纯洁、那样真实的快乐，何必还去寻找别的欢乐呢？就是在巴黎的任何地方也不会吃到这样的午餐。我这话不是单单指它带来的欢乐与甜蜜，也是指肉体上的享受。
午饭后，我们采取了一项节约措施：我们没喝掉早餐留下的咖啡，而把咖啡跟她们带来的奶油和点心一起留待下午吃茶的时候。为了促进我们的食欲，我们还到果园里去用樱桃来代替我们午餐的最后一道点心。我爬到树上，连枝带叶地一把把往下扔樱桃，她们则用樱桃核隔着树枝向我扔来。有一次，加蕾小姐张开了她的围裙，向后仰着脑袋，拉好等着接的架式，而我瞄得那样难，正好把一束樱桃扔到她的乳房上。当时我们是怎样哈哈大笑啊！我自己心里想：“为什么我的嘴唇不是樱桃！要是把我的两片嘴唇也扔到那同样的地方，那该有多美啊！”
这一天完全是在无拘无束的嬉笑中度过，但是，我们却始终规规矩矩。没说一句暧昧的话，也没开一句冒失的玩笑，而且我们这种规规矩矩决不是勉强的，而是十分自然，我们心里怎样想，也就怎样表现出来。总之，我十分拘谨（别人可能说我这是愚蠢），以至我由于情不自禁而做出的最大的放肆行为就是吻了一次加蕾小姐的手。说真的，当时的情况正好使这种小小的优惠具有了特别的价值。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的呼吸感到急促，她也不抬头，我的嘴没有说话，就匆匆地吻了一下她的手，她轻轻的把我吻过的手缩了回去，望着我并没有显出一点怒容，我不知道当时我还能对她说出什么话来。可是，她的女伴进来了，在这一刹那间，她在我眼里显得丑了。
最后，她们想起不该等天黑再往回走，这时剩下的时间刚够我们在天黑前赶到城里，于是我们就象来的时候那样起程了。我要是大胆一些，一定会变动一下原来的位子的，因为加蕾小姐的那一眼强烈地搅动了我的心，但是我一句话也不敢说，而改变位子的建议又不能由她来提出。在归途中，我们说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真是可惜，不过，我们绝对没有抱怨时光大短，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既以种种游戏充实了这一天，我们就已经获得延长这一天的秘密了。
我几乎就是在她们遇到我的那个地方和她们分手的。我们分手时是多么依依不舍啊！我们又是怀着怎样喜悦的心情约定再次见面啊！我们一起消磨掉的十二小时，在我们心里不亚于几个世纪的亲密关系。对这一天的甜蜜回忆不会给这两个可爱的少女带来任何损失；我们三个人之间的温馨的情谊，胜于更强烈的肉感乐趣，而这两者是不能并存的。我们毫无秘密、毫无羞愧地相爱着，而且，我们愿意永远这样相爱。纯洁的品行里有其特有的乐趣，这种乐趣不亚于另一种肉感之乐，因为它不会松弛，不会中断。至于我，对这样一个美好日子的回忆，比我一辈子所享受过的任何欢乐都更使我感动，使我心醉，使我留恋。我不明白自己对这两个可爱的姑娘到底有什么希求，但是我对她们俩都非常关心。可是，这并不等于说，如果由我自己来安排，我的心对两个人是一样的。我的感情上稍稍有一点偏爱；要是葛莱芬丽小姐作我的情人，那固然是我的幸福，然而，如果完全由我选择的话，我更愿意把她当作自己的密友。不管怎么样，在我离开她们俩的时候，我觉得我随便少了哪一个都是活不下去的。可当时谁能说，我今后再也见不到她们，而且我们那短暂的爱情就此结束了呢？
读我这部作品的人们，当他们发现所有我的爱情奇遇，经过那么长的序幕之后，其中最有希望的，也只不过是吻一下手就算完事，他们对此一定会大笑特笑的。哦！读者们，请你们不要弄错。在这种以吻一次手而告终的爱情里，我所得到的快乐，比你们最低限度以吻手开始的恋爱中所得的快乐还要多。
汪杜尔昨夜睡得很迟，我回来没多久，他也回来了。往常我一看见他，心里就高兴，这回可不一样了。我加意小心，没对他谈我这一天的经过。那两个小姐谈到他的时候，是有点瞧不起他的，而当她们知道我和那样的坏人有交往，就显得不很高兴；这样便减少了我心中对他的尊敬，而且，不论什么事，只要能分散我对这两位小姐的爱慕之心，都会使我感到讨厌的。可是，当他跟我谈到我目前景况的时候，立刻又使我想到他，也想到了我自己。我的处境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尽管开支很少，可是我那一点钱已经花光了，我没有钱了。妈妈没有一点消息，我真不知道自己要变成什么样子，看到加蕾小姐的朋友要论为乞丐，我心里感到一阵阵难受。
汪杜尔对我说，他向首席法官先生谈了我的事，并打算第二天带我到法官那里去吃午饭。据汪杜尔说，这位首席法官可以通过他的一些朋友帮助我，再说，和这样一个人认识一下是件好事，他不仅聪明，而且还很有学问，对人和蔼可亲，他自己有才干，也喜欢有才干的人。随后，象平常好把最正经的事和最无聊的事混在一起谈论那样，汪杜尔把来自巴黎的一首叠句歌词拿给我看，并且谱上了当时正在上演的穆雷的歌剧里的一个曲调。西蒙（这是首席法官的名字）先生非常喜欢这首歌词，甚至想按照同一曲调和一首。他要汪杜尔也写一首；而这个有着狂妄念头的汪杜尔也让我作一首，他说，等明天叫人们看到这些歌词就象《滑稽小说》里的马车一样络绎不绝而来。
夜间，我不能入睡，就尽我所能来写歌词。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写这类诗句，总算写得还可以，甚至还挺不错，至少可以说，要是让我前一天晚上写的话，就不能写得这样有味道，因为歌词的主题是围绕着一个情致缠绵的场面，而我这颗心这时正沉浸在里面。早上起来我把写好的歌词拿给汪杜尔看，他认为词句很漂亮，但没说他的那一首是否已作好就把我这一首装进口袋里了。我们一同到西蒙先生家里去吃午饭，他殷勤地接待了我们。他们的谈话是很有意思的，两个读过很多书的有才干的人谈起话来，当然不会没有意思。我照例演着我的角色，即一言不发，只听他们说。他们俩谁也没有谈到写歌词的事，我也丝毫没有提，而且就我所知，他们一直都不曾谈过我写的那首歌词。
西蒙先生对我的举止表示满意：在这次会见中，他在我身上观察到的几乎就是这么一点。他在华伦夫人家里已经见过我几次，但对我没有怎样留意。所以，我只能说，从这次共餐我们才认识。这次相识，虽然没有达到当时的目的，却使我以后得到别的好处，因此，当我想起他时，仍是很愉快的。
我不能不谈一下他的外表。由于他的法官身份和他自命不凡的才华，如果我一点不提，人们是想象不出他的外表的。首席法官西蒙先生身高肯定不过二尺。他的腿又直又细，甚至是太长了些，如果他挺直站着，他的两条腿一定显得更长；然而他的两腿却是斜叉开的，好象大大张开的圆规。他不仅身子短小，而且还很瘦，从各方面看都小得不可想象。如果他赤身裸体，一定象个蝗虫。他的头却和一般人的头一样大小，面孔长得很端正，很有上层人物的神气，眼睛也相当美，这看起来就象是一个假脑袋装在一个树桩上似的。在装束方面他大可以不必花什么钱，因为他那副大假发就能把他从头到脚完全遮盖起来。
他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声音，谈话的时候，始终夹杂在一起，而且形成鲜明的对照，起初，让人听着很有意思，不久就使你非常讨厌。一种声音是庄重响亮的，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那是他的头的声音，另一种声音是清晰而尖细刺耳的，那是他身体的声音。当他平静而从容地谈话时，呼吸均匀，他一直能用低噪音，但如果稍微激动一点，就会露出一种比较热烈的声调，逐渐变成吹口哨似的尖音，要再恢复他的低音是非常费劲的。
我所描绘的外表一点也没有夸张，尽管如此，西蒙先生却是个风雅人物，很会说些动听的话，服饰极其考究，甚至到了轻佻的程度。由于他想尽量利用自己的优点，他愿意早晨在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接见诉讼当事人，因为人们看到枕头上的漂亮脑袋，谁也不会想象他的全部漂亮仅只他的脑袋而已。不过这有时候也惹出了笑话，我相信，全安讷西的人直到现在都还不会忘记。
一天早上，他在被窝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床上等待着诉讼当事人。他戴着一顶非常秀丽、洁白的睡帽，上面还装饰着两个粉红色的丝带结。一个乡下人来了，敲他卧室的门。女仆恰巧出去了。首席法官先生听见接连的敲门声，就喊了一声“进来吧”，由于他喊的声音有些过高，发出来的是他的尖嗓音。这乡下人进来后，向四下张望，寻找这女人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当他看到躺在床上的人戴着的是女人帽子和女人丝带结时，就连忙向夫人表示歉意，并打算退出去。西蒙先生生气了，声音越喊越细。那个乡下人越发认定床上躺着的是个女人，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反唇相讥，骂那个女人说，看样子她不过是个破烂货，又说首席法官在家里也不做出点好榜样来。首席法官怒不可遏，因为手边没有找到别的东西，就抄起夜壶，正要向那个可怜的乡下人扔过去时，女仆回来了。
这个小矮子，身体方面虽然受到大自然的冷遇，但是在智慧方面却得到了补偿。他生来便很聪明，又特别努力使自己的智慧进一步丰富多彩起来。据说，他是个相当出色的法学家，可是他并不喜欢他的本行，而致力于文学，并且小有成就。他从文学里特别吸取那种华丽的外表和漂亮的词藻，使他的谈吐趣味横生，甚至在女人面前也颇受欢迎。他把“文选”一类书籍里的所有警句都背得烂熟，甚至有独到的技巧能把这些东西运用得非常得当，把六十年前的一件事情，说得那样动听，那样有声有色，就象是昨天才发生似的。他懂得音乐，还会用他那男人的声音唱出悦耳的歌声，总之，作为一个法官来说，称得起是多才多艺了。由于他不断阿谀安讷西的贵妇们，他在她们当中就成了一个时髦人物，一个不断向贵妇们献殷勤的小猴子。他甚至还吹嘘自己有过某些艳遇，从而使贵妇们听得十分开心。有位埃巴涅夫人曾说，对象他那样的人，吻一下女人的膝盖就是能给予的最大恩惠了。
由于他读过许多杰作，又喜欢谈论文学作品，所以他的谈话不仅有趣味，而且可以使人得到益处。后来在我潜心读书的时候，和他过从很密，这事对我大有裨益。我住在尚贝里期间，有时从尚贝里跑去看他，他很赞扬我好学不倦的精神，并且不断鼓励我，在选读书籍上给了我很多可贵的指教。他这些指教使我受益不少。不幸，这个赢弱的肉体却有一个非常敏感的灵魂，几年以后，不知什么事使他终日忧伤，因而死去。真可惜，他的确是个矮小的好人，一个人起初会觉得他可笑，最后会喜欢上他的。虽然他一生和我关系不深，由于我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教益，我认为，为了表示感谢，应该写这段文字纪念他。
每当我空闲的时候，就跑到加蕾小姐住的那条街去，希望在那里看看出入她家门的人，就是看看某扇开着的窗户也是愉快的。可是，连一只猫也没看见。我在那里等了许久，那所房子门窗始终紧闭着，好象从来没有住过人似的。那条街狭窄而寂静，只要有个人在那里徘徊逗留，就很容易引起注意；偶尔有人，也都是从左右邻舍出来进去的人。我站立在那里，感到十分狼狈：我觉得人们已经猜到我为什么总是站在那里，这样一想，我越来越不好受。因为我虽然在追寻欢乐，但我更尊重自己心爱的人的荣誉与安静。
最后，我不愿意再当这种西班牙式的情人的角色了，而且我又没有一只吉他，于是便决定写信给葛莱芬丽小姐。我本想直接寄给她的女友，可是我不敢；我觉得还是先写给葛莱芬丽小姐比较好些，因为我是先认识她的，经她介绍才认识了另一位，而且我和她也比较熟悉。信写完了，我就送到吉萝小姐那里去，这种通信办法是这两位小姐在我们话别时想出来并约定的。吉萝小姐以刺绣为生，有时到加蕾夫人家里去作活，所以有进出她家的便利。然而，选中这位信使我并不认为十分妥当，但是我又担心如果对人选过于挑剔，她们就找不到别的人了。再者，我又不敢说她对我还有自己的打算。如果她居然也象那两位小姐一样把我看成对象，我是会感到羞辱的。最后，我想有这样一个递信人总比没有好，我只得孤注一掷地去碰运气了。
我刚一开口，吉萝小姐就猜中了我的秘密；其实这并不怎么困难。先不说托她给一位少女送信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单凭我那愚蠢和为难的样子就把我的一切秘密都暴露了。大家可以想象，托她去办这件事，是不会使她感到十分愉快的，可是她接受了，而且忠实地完成了任务。第二天上午我跑到她家去，我得到了回信。我是多么想马上跑出去读这封信，并且尽情地来吻这封信呀！这都用不着说了。应当多谈几句的倒是吉萝小姐当时的态度，我觉得她所表现的安详与稳重是出乎我的意料。她有足够的理智来判断：以她那三十七岁的年纪，一双兔儿眼，齉鼻子，尖嗓门和黑脸蛋，和这两位如花似玉的美丽少女相抗衡，显然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她既不想破坏她们的事，但也不愿为她们尽力；她宁愿失去、也不愿为她们而留下我。
麦尔赛莱得不到她女主人的任何消息，前不久就有意回弗赖堡去。现在在吉萝的敦促下，终于做出了决定。吉萝不仅劝她回弗赖堡，而且还提醒她最好找个人把她送到家，并且建议要我送她。年轻的麦尔赛莱并不讨厌我，欣然同意了这个建议。她们俩当天就象事情已经完全决定了似地来和我谈。我对于这样随意支配我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令人不快的地方，而且马上就答应了；我认为，走这一趟充其量不过是七八天的事情。吉萝小姐却有她的一套想法，她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不得不说明我的经济情况。她们也想到了这一点，麦尔赛莱答应担负我的路费；而且为了把担负我的费用节省出来，她还按照我的建议，决定先把她的小包裹寄走，以后我们就把旅程分为几段慢慢地步行。后来就这样做了。